“老太太的儿子明显受到了大兴灭门案的影响，只是没有付诸行动罢了。”李玫瑾说
事实上，从2009年年底到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灭门案多达8起。李玫瑾举例说，1982年，北京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天安门前开车撞死5名无辜群众，该案报道后一年内全国好几个地方连续发生开车撞人事件，“因此，作案手段是具有传染性的”。
一种信息发出传播后，会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接收方式，正常人是知道信息、了解信息，而犯罪人群就会从中去发现、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对于犯罪人群而言，接收信息就是“方法的告诉”和“犯罪方式的启迪”。在短时间内频发某一类案件，有可能是巧合，但也不排除犯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特别是北京大兴区内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三起灭门惨案，后者受到前者“传染”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指出，当前，在都市化的进程之中，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和个性化，比以往的生活环境更加强化了个人生活的私密性，使得家庭矛盾产生之后难以得到社会力量及时有效的干预，这也是灭门案频发的外在原因之一。
李玫瑾认为，“由于住宅方式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以前，由于邻里之间的横向控制力存在，一个家庭发生了冲突，邻居会来制止、劝架;但现在的社会，住宅方式由横向变为纵向，楼上、楼下互不来往，发生在大兴的几起灭门案中，楼上的人把人杀死了，楼下的人还不知道。”
李玫瑾建议，适当加强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比如加强社区交流，加强邻里之间的认识沟通，加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这样，当一个家庭出现紧急情况时，就可以避免出现无法与外界接触的局面。”
(《检察日报》4.7 汪文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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