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了，并且一下子轰动全国。但对我，一个11岁的小男孩来说，很不以为然。当时还同时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书，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日》等。这些书比母亲的书更吸引我。我不喜欢读《青春之歌》，觉得不打仗，没意思，看不下去。
那时我很左，以为母亲的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尽是谈情说爱，不革命，很为母亲感到丢人。我内心深处特别希望母亲是个女八路，腰里掖着盒子枪。后来下乡插队多年之后，思想有了巨大变化，但又认为《青春之歌》说教味儿太浓，太革命，太左了。
我真正认识母亲书的价值还是在母亲去世后……
作为儿子，我怀念母亲主要还不是因为她写了什么书，有多大名气。而是因为她给了我生命，并两次把我从病危中抢救过来。而自己呢？在“文革”中母亲处于困难之际，却从背后给了她一刀。为了去越南前线当英雄，不惜踩着母亲的身体爬，还美其名曰“大义灭亲”。可后来自己遇到几次大灾大难，都是母亲出面帮忙。特别是她的晚年，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信任和提携。我缺钱，她给我钱；我缺住处，她给我住处；我缺关系，她给我提供关系……她临终前多次呼唤我的小名，令我的心颤抖。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我15年了，我依旧享用着她的恩泽。15年了，母亲的大羽绒服还在为我御寒；母亲的粗毛线帽子还保护着我耳朵不冻；母亲的书籍词典稿纸等还供我写文章之用；母亲的名气还常常波及我，一次次让我沾光。
不久前，我的《烈火中的青春》出版了，印数还不到一万，使我对母亲的《青春之歌》有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两代人的青春之歌非常不同，却同样充满着献身精神。
（《北京晚报》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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