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80岁高龄的周海婴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细细辨识母亲许广平60多年前所写《鲁迅回忆录》的原始手稿，将各种删减、增补和修改之处一一拣出。于是有了15万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以下简称手稿本）日前的问世。手稿本特别与1961年5月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回忆录》做了比较，标示出所有不同，从中可
近日，作为这本书主编的周海婴接受了记者采访。
“保护式删除”和“拔高式增补”
“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注。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手稿本中，许广平在前言部分表示，自己在这次创作中深深学到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
通览全书，发现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对许广平手稿的改动大抵是为了保护某些人的声名，将对其不利的部分删掉；或是为了“批判某些人到底”，不允许出现其好的一面。
前者比如对郭沫若的“保护”。在“内山完造先生”一节中，原文为：“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1961年出版的书中，有关“郭沫若日本夫人”的内容全部删除。
后者比如对周作人的态度。“所谓兄弟”一节中，原文为：“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1961年版中，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被悉数删去。
除去各类删减，1961年版的另一特点是“无中生有”。有的根据当时塑造鲁迅形象的需要增加史料，比如增加鲁迅筹措营救瞿秋白的款项和出版其遗作的详细过程，增加鲁迅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一事；有的则将平白简单的事实拔高，甚至更改作者观点。
例如，手稿中提及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初衷是希望其日后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1961年出版时则将学日文一事描述为“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要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
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
“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手稿本的史料价值很有限。”从事过鲁迅研究的学者朱正表示。
究其原因，这册回忆录本身就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在作者许广平主观的思想意识上已做了很大“调整”。
在前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从这样的初衷出发，回忆录难免对鲁迅涂上政治釉彩，称其在1927年移居上海之后，就“否定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烘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同时列出诸多“鲁迅相信党、依靠党”的事实，也有意无意地在某些史实的回忆上出现错讹和歪曲。
“她（指许广平）缺乏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的整理和加工。”学者王富仁曾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指出。
许广平的回忆录因其与鲁迅的亲密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无可替代，但“在鲁迅研究中，更重要的还是周作人和许寿裳的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前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对记者说。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6期 刘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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