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性一直被看作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法院不会主动出击介入社会纠纷。然而，自去年以来，司法被动性原则因“能动司法”的提出，有了新的内涵。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江苏调研时说：“人们常常把被动性视为司法自身的规律，这从‘不告不理’和每一个具体个案中来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我国司法制度的
能动司法的关键“点”至少有两个：第一是个案的能动，就是要求法官在接到案子后，不仅仅只是坐在公堂上办案，还可以积极去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动机，掌握尽可能多的前因后果来判案，以达到“案结事了”、真正平息纠纷的目的。
第二是法院工作机制的能动。推行繁简分流、调解与速裁结合的工作机制，就是典型例子。
所谓“繁简分流”，就是把繁杂案件和简单案件分开处理，而不是一律按诉讼程序排期开庭。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约有30%~40%属于简单案件，诸如离婚纠纷、民间借贷、货款纠纷等，当事人也期望尽快从官司中摆脱出来。
法院系统还提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因为如果每件纠纷都进入诉讼程序，漫长的诉讼期限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是一项重担。据了解，去年全国民事案件中有359.3万件以调解和撤诉结案，占总数的62%。而在某些基层法院，调解率甚至更高。
“能动司法”的出世并快速流行，有着不可忽略的背景，那就是诉讼案件逐年递增，法院日益面临“案多人少”的困难局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从2005年至2009年，全国法官总人数大约维持在19万人左右，而其受理的案件却从837万件增加到1054万件，递增了25．9%。这样的现实，就要求法院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案件的审理，努力提高裁判的效率和效果。
（《羊城晚报》5．4 黄亮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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