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寅曾任林彪专机机长。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驾驶林彪专机在飞越蒙古上空时神秘坠机，与林彪一家一起死在温都尔汗。事后，他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死党，家人遭隔离审查，直到1981年才获平反。

    为了揭开重重迷雾，记者专访了潘景寅的女儿潘鹭，听她讲述父亲的故事：

    父亲还想着晚上回家吃饭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天，与以往一样，父亲那天休息。他习惯去理发，到办公室看看文件，练练毛笔字。

    下午3点多，北京西郊机场空34师一连来了3个电话，似乎是出现了特别紧急的任务。父亲回家之后，就提上小皮箱出门了。母亲当时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回答：“晚上可能就回来了。”没想到，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据我所知，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飞机加了17吨半的航空汽油，到了山海关又让油车过来加油。可当时油料不匹配，父亲说算了，就没再加油。我猜测他是估算飞到广州油也够了。当时，叶群说的是去大连，我觉得父亲可能是知道要去广州，所以他上来先向预定地点飞，也就是先往南飞，然后又改往大连飞。

    我曾经问飞机的副驾驶康庭梓，他回忆说，飞机到了山海关，父亲组织他们开会，开完会就快10点了。大约10点10分，吴法宪的电话就来了，说“上边查了一架飞机”，还说“飞机不能飞”，父亲就说了三声“是！”到了12点，又来电话，父亲又说了三声“是！”放下电话他就叫机械师发动飞机。

    父亲为什么只是叫了3个机械师而不同时叫机组人员？这一点好像能说明父亲是有预谋的，其实不然。父亲当时开的“三叉戟”是大飞机，这种大飞机通常是机械师检查飞机，当飞机发动后，机械师这时给副驾驶打电话，然后副驾驶、领航员和话务员才逐步到位，所以先叫机械师符合常规操作。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林彪来了。康庭梓告诉我，他听场站的人说，叶群一到就喊“快靠边，首长下来了”什么的。当时，谁也不知道林彪一家怎么如此着急上飞机。林彪的司机把林彪扶上飞机，都没有来得及下来。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听到叶群的声音后才急急忙忙往机场跑，可是飞机已经起飞了。

    飞机过了蒙古边境以后，据一个蒙古老太太描述：“当时飞机是带着火下来的”。父亲50年代曾经飞过迫降，在空中把油都耗干，然后下来，他有过这样的经验。父亲这样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对飞北京到苏联的航线完全不陌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坠机地点距离蒙古一个苏联机场仅有60公里。所以说，如果不是飞机着火的话，迫降或者飞到苏联机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被定性成林彪死党

    “九一三”专案组的人分析：父亲是四野的，又在事发前不久把我在长春治病的姐姐接回北京，就被定性成了林彪死党。可父亲在那个位置上，飞不飞都是死。

    9月13日出事后，空军还照样给父亲发工资。10月4日，母亲忽然接到西郊机场政治部的电话，要找她谈话。电话里说的很简单，说父亲“可能犯了点错误”，还说“家人要正确对待，积极配合”。10月5日，母亲照常去海淀医院上班，医院就开始给她办“学习班”，等于是隔离审查，让母亲揭发父亲。母亲在海淀医院的学习班一关就是两年半，直到1973年，母亲才知道父亲没了。

    小时候，父亲的冤案对我们子女的影响很大，出事那年我是小学五年级，从此以后，当红小兵、入共青团，这些就别考虑了，肯定没戏。你要写什么入党申请书，学校理都不理你。后来，我被轰到南口姥姥家，在南口保温瓶厂工作。

    “飞行员是个好人”

    父亲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我们家也就成了林彪死党家属。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小平同志这番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之后，我和母亲就开始上访，要求组织上给父亲平反。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

    不久，西郊机场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处理父亲的事。组织上给我们家补发了父亲多年的工资，孩子的生活费，还分给我们家一套房子，可母亲说，“我现在看见穿军装的就哆嗦”，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活把母亲吓出毛病来了，所以她死活不愿意在部队院里住。后来，母亲就挤在医院分给我的两间屋里，还带着大姐和弟弟。她不图别的，就希望有一天父亲推门进来，大声地向母亲要瓜馅饺子吃，那是他最爱吃的东西。

    （《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 潘鹭口述 程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