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体

    我的工作是将这个社会个体的痛苦剥开给世人看。然而于我来说，我接触的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活生生的，包括那些作恶的人，也有他们深刻的压抑和分裂。多写一个故事，似乎就多吸收一分他们的痛苦。

    李思坤，我的前同事，数年前离开媒体，去游学，然后开办一家心灵成长机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至少有两种痛苦，一是肉身之苦，一是精神之苦。”李思坤解释。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多地由衣食住行、遭遇不公正待遇引起，他们需要知识分子救赎，需要有人设计一个美好社会的蓝图。但是，精英阶层对自身的痛苦却往往也失去了觉察，因由此，他们的救赎情结常常难以达到正向的力量。

    “一个内心纠结、人格冲突、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爱自己身边的人呢？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呢？这就是精英阶层的问题。所以，我从这里做起，对自己下工夫。”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脏部位。

    某个工作后痛苦的晚上，我读到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的幽径》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活动之下，深藏着对爱和爱的行动的渴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与占有或拥有无关，甚至与理解也无关，而是发现这种爱的能力，和所有生命建立一种充满爱、自由即智慧的关系的能力。

    从那天起，我开始尝试静坐，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和多数人一样，我也希望弄清楚自己，学习“对自己下工夫”。尝试研读佛经，练习瑜伽，静坐。但时常屁股还没把坐垫坐热5分钟，大脑中就已经波涛汹涌，平素压到心里的情绪、念头如潮水般涌入，而我自己，则如同风暴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淹没。

    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和朋友在一起，这些能缓解人的无聊和焦虑的方法对我统统失效。我是一名记者，我每周必须出外采访，面对恶性事件，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此外，我的日常生活，处于各种压力之下。

    经常是在暮色中开车回家，忽然升起绝念：不如一头撞倒在路边，了却这尘世之痛。也怪，每次阻止我的不是对父母亲的眷恋，更不是对他人、社会责任感的愧疚，而是一句话：这世的功课你没完成就逃了，下次还得重来。于是重新奋起，重返工作，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本源。

    中国病人，被什么阻塞？

    我采访过的一个心理诊疗师，称自己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他说，他曾以为只是少数人有心理疾病，后来发现，这更像一个群体性的心理失衡。

    制度只是表面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和这位诊疗师都赞同的观点。他认为，根子在于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仅重男轻女、孝道两点，就足以把这个社会的健康机能扭曲了一次又一次。女人数千年文明中都依附于男人，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到了现代还有依赖的根儿。女研究生杨元元的母亲是个典型，透过女儿而活，终于导致杨元元不堪重负自杀。在他的解读中，不少男人也是病夫，恐爱、嫉妒，将女人视为工具和物品存在，自己也就不可能活在爱中。

    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阻塞，在人与人间筑起了高墙，大家都恐惧把墙拆掉会伤到自己，于是每个人都在墙里面痛苦煎熬，却缩头缩脑，不敢往前迈半步。

    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患的或许是无爱的病？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太多的约束，被堵塞，无法流动。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

    别忘了自己。我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对自己说。同时，观察着外界，也改良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仇恨运动的我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每日晨起必先练习半小时瑜伽；其他时间抽空静坐；随时观照自己的呼吸，察看身体和心灵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结。

    有点效果，身轻如燕起来了；心像一个房间，大了敞亮了。社会黑暗面照旧揭露，不过心中有了一份包容感和坚定感。且越来越能做到随遇而安。

    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养成了适合自己关照内心的习惯。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更好地生活，才是人们最终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