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电网内，被禁锢的人来了又走了，但自由的人，却不得不永远面对禁锢，他们便是看守所里的民警们。自由与禁锢，何尝不是他们也在衡量和体味的哲学辩题？

    3公里有多远？这不是陆地里程距离，而是从繁华红尘到高墙电网的距离。从云南省看守所到著名的滇池草海大坝大概在3公里左右。原来，3公里的距离何其遥远！它是自由与束缚的差距，是快乐幸福与孤寂苦痛的落差，更是人生迷失的间隔。

    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底，将近一个月往返看守所达数十次之多的采访，让记者丈量出了自由与囹圄的差距，也进入了看守所民警的心理世界，体味了他们的快乐、舒畅与郁闷、痛苦、孤独。

    最难干的警种

    除了那身制服以及体制性的经济政治待遇，看守所民警和其他警种，如刑警、治安警差别极大。

    “在一般人心目中，由于不了解看守所的情况，也由于近年一些地方的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部位屡出问题，外界把我们视为一个很严酷的场所，看守警察被妖魔化，好像被羁押人员到了看守所就是到了地狱一样，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打个比方，实际等于托儿所，而民警就是托儿所的阿姨、老师。”所长陆永昌风趣地说。

    近年来，云南省看守所关押的人员，大多为纪检、检察、公安等部门所办理的案件涉案人，其中不乏类似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专案犯罪嫌疑人（除黄瑶本人外）等中央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侦办的职务犯罪大要案人员。

    “这些人在位时，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一旦进来，身体素质马上随精神支柱的倒塌而垮掉，没几天功夫，头也秃了，头发也白了，各种病都来了，健康问题一下子变得很突出。最要命的是，由于命运的反差过于强烈，他们往往会想到自杀等，使民警十分紧张。”看守所原副所长符光乾说，“我在看守所前后工作了10年，天天提心吊胆，我干过好几个警种，最难干的就是这个。”

    管理服务的特殊对象决定了对这些民警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有着超乎寻常的标高。“比如原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柴王群在里面关了近两年，经常给我们讲政策，要说服他认罪，起码要让他认识到自己有罪，要下功夫。”民警符光乾告诉记者。

    现在景洪市公安局任副局长的储超华做过胡星的主管。

    2007年2月18日是大年初一，当天胡星被从国外抓捕回来就被径直送到省看守所。一进所，储超华就和他谈话，了解他，关心他。“得知胡星是个孝子，我便开始叫他‘老哥’。我们不是法官，胡星只是嫌疑人，不能把他当犯人对待，该遵守的要他遵守，该帮助的要帮助他。”胡星后来被判无期，“判决一下来他就要见我，一见面就哭了。判决下来意味着就要转所了。过去的七八个月里，是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交流。”    

    他得的是急性肠坏死

    在记者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无论是所长陆永昌、所医樊红明，还是姜勇、司亚夫等其他管教民警，往往会很自然地提到看守所民警抢救在押人、陪伴在押人住院治疗、购置医疗器械救护车等，因为屡屡提及和医疗有关的人和事以及设备，听着听着会使人产生在采访医院工作的错觉。

    2009年7月20日，烟草界职务犯罪嫌疑人老杨向值班民警报告他“肚子疼”。陆永昌得知后，立即安排将老杨送往医院。

    符光乾考虑到老杨的肝脏曾经有问题，就先送昆明市传染病医院，查了半天，肝没事。又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一直查到次日，还是查不出问题。这时，办案单位工作人员生气了，他怀疑老杨是装病，想打什么鬼主意。

    细心的陆永昌发现，老杨额头上渗出好多汗珠，“这下我有把握了，他肯定是有病了，而且病很重，他可以说假话骗人，但额头上的汗珠却不是装出来的。”

    相关专家来会诊了，还是没有结论，眼看人不行了，大夫决定采取最后一招——剖腹检查，这需要家属签字，当时老杨的家属不在场，陆永昌决定把字儿给签了。

    原来，他得的是急性肠坏死，切除小肠达150厘米，“医生告诉我，你要晚来一天绝对没命，晚来一天小肠会穿孔，粪便进入腹膜，再进入血液，绝对没治。”

    负责监控巡视的民警肖应勇告诉记者，他们队有7个民警，每20分钟要巡视所有监室一圈，一年下来，“我统计过，大概相当于走了1200公里路。”除了巡视，他们通过摄像头监控各个监室的情况，24小时必须紧盯着，“我的感觉是在家看鱼缸里的鱼，游来游去，十分枯燥乏味。”    

    “躲猫猫”事件的当事警察

    在公安工作中，看守所这个岗位一直是不被看好的，即使到了“躲猫猫”事件之前，仍然如此。

    一位从事过多年公安工作的友人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到看守所的警察多半是老弱病残，或者犯错误的，真正的一线业务部门，如刑侦、经侦、禁毒、防暴等，都是精兵强将，所以久而久之给人一种印象，到看守所工作的警察多是各种素质很差被贬斥的。”

    “有些领导也这样看，他们觉得，看守所有高墙电网，钢门铁窗，还有武警持枪守卫，那些被关押的人还能跑了不成？你煮饭给他吃饱，把大铁门一关让他睡觉就成了。”陆永昌说，“他们认为看守民警不需要多高的素质，也不需要几个人。领导的看法也不是没道理，以前的看守所也基本就这样。”

    正因为看守所在公安民警眼中的地位如此“不堪”，被分配到看守所工作的民警往往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有位管教民警告诉记者，他偶尔和朋友聚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具体干嘛的，只笼统说一句在省厅工作，若再被进一步追问，就说自己在监管总队，绝不说出“看守所”三个字儿，“你要说自己在看守所工作，人家会觉得你肯定没什么本事，混得不好。”

    看守所警察这点心事连在押人都看得很清楚。

    前述在押人老杨说：“我对他们有两个看法，一个是素质很高。一个是他们要地位没地位，要待遇没待遇。成天就在这个小天井里转，我们还有机会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这里耗。”

    胡星曾经担任过昆明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的副市长，省看守所就是在他任昆明市副市长那段时间规划、建设的。看到民警的辛劳，看到看守所当时的简陋条件，胡星感慨地说：“这个看守所还是我批准建的，要知道我也会来这里，当时要把它建得更好些。”

    原省里管编制的一个正厅级领导退休后东窗事发，67岁时才“栽”进看守所，极度的人生落差使他情绪低落，曾想寻短见，民警司亚夫每天陪他在监区散步聊天做工作，看到管教民警的辛劳后，老头平添感慨：“如果我现在还管编制，一定多给你们增加几个人。”

    看守所也关押涉嫌犯罪的警察，包括“躲猫猫”事件两名当事警察。其中的一个年轻警察，因为心中有气，不配合，被捆着送来，“他还穿着警服，只是把警衔标识撕掉，同为警察，同为看守所警察，因为渎职，瞬间成了阶下囚，捆成那样，物伤其类，我们看了真寒心。”陆永昌回忆说，“不过，他也提醒我们的民警，监管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懈怠，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谈到看守所民警的责任心，监管民警姜勇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是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一旦出问题，很可能是被关押的人出来，我进去。”

    活着就是幸福

    在省看守所，沈志宏作为警察可能是全所唯一最“不专业”的。

    他2003年从武警部队转业来到看守所后，干过的工作主线是汽车驾驶，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这条主线来进行的。

    “在老看守所时，我长达3年的主要任务是开车到城里一个饭馆拉泔水喂猪，当时囚粮不够用，我们就自己养猪，养猪买不起饲料，就要拉泔水。开警车着警服，到饭馆拉油腻腻的泔水，有时泔水晃荡溢出，一辆警车都是那种味道，很难堪，我们自嘲说，我们是‘泔水警’。”

    4月7日到武定搞支部活动，是沈志宏开的车，晚上围着篝火跳民族舞蹈，他最活跃，拉着嗓子边跳边吼，“有灵魂的人快来跳舞喽！”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接触多了，才知道沈志宏所以快乐的原因。

    沈志宏当兵的后十年是在一个地方的武警支队机动大队，这个大队的具体任务是处决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从1993年到2003年我转业，我们大队枪决了好多人。”

    “我没有开过枪，我的任务就是挥红旗吹哨子，指挥开枪。”

    “虽然他们是罪犯，剥夺他们的生命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但还是对自己的心灵有极大的震撼，觉得生命一方面很脆弱，一方面很宝贵，应该珍惜。那段时间这种特殊的工作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活着就是幸福，要愉快工作。”

    由于这些经历，对生死有了另一种看法，沈志宏说，“现在最明白要怎么活”。

    (《工人日报》6.2 陈昌云 黄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