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机构，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高层领导人，都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年轻化。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光和热。

    亮相与“归隐”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曾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其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等。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

    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90年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他的儿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延群说，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记者，他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记者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是《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归纳出的“两头真”——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南方周末》6.16 苏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