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铭与曹雷

    书信往来，一写就是5年

    1963年的一天，24岁的李德铭骑车路过北京长安街，忽然，他被一幅电影海报吸引住了。那是正在上映的影片《金沙江畔》，而海报上女主角——那不是老同学曹雷吗？

    李德铭上初中时就认识曹雷。当时他们同在上海复兴中学，但不在一个班。李德铭是学生会主席，曹雷是学校话剧组成员。1957年，他们一个以华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个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南北两地，彼此没有什么往来。

    此时，李德铭已经毕业一年了，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而曹雷却因为下农村宣传总路线时染上了甲肝，推迟一年毕业。《金沙江畔》正是她踏出校门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德铭往影片的制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了封信。不久之后，他收到了曹雷的回复。就这样，老同学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一写就是5年。

    后来，到了朋友转眼就能“变脸”的“文革”岁月，曹雷只能把心里话告诉李德铭。她的信任换来的是李德铭的真心和耐心，于是，话越说越多，心越写越近。

    困难中，“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1966年，“文革”开始了。曹雷的父亲曹聚仁先生多年担当海峡两岸的联系人，身份极为隐秘而敏感。他人在海外，在人们眼里，曹家便成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神秘家庭。“革命人士”到处贴大字报，还抄走了曹聚仁先生的1000多封家书和其他物品。

    作为长女的曹雷，在抄家第二天，瞒着单位只身赶赴北京，打算找中央反映这个情况。

    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曹雷找到了李德铭，李德铭安排曹雷住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然后陪着曹雷到处跑，直至把申诉书送进了中南海，转到了总理办公厅。后来，抄去的有些物品退回来了，但曹聚仁的1000多封家书却没了下落。

    曹雷回到了单位，但赴京的行为无疑加重了各种猜测，大字报上曹雷成了“女特务”、有“里通外国”之嫌。而此时，远在北京的李德铭也愈加惦记曹雷，他不断写信开导她鼓励她，怕她想不开。

    不久之后的一天，李德铭来到上海，出现在曹雷的面前，他劈头就问：“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学生时代就入了党的李德铭，毕业后又在“党中央的喉舌单位”工作，有着过硬的个人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跟我结婚，这是非常见本色的。人家图我什么呢？”曹雷说，“那个时代是块试金石，我看到了人的很多面，也看到了真心，而李德铭是个可以托付一辈子的人。”就这样，曹雷答应了李德铭的求婚。

    但是，曹雷单位掌权的造反派却不同意开具结婚证明，而没有这个就结不了婚。不仅如此，“单位”还把李德铭叫去训话：你知道曹雷是什么人吗？李德铭说：“我们6年同学，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电台是涉外单位，都给我开了证明，你们凭什么不开？”

    拖了一段时间之后，造反派只好放行了。    

    招待所里的“洞房”

    1967年的7月，在母亲的陪伴下，曹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跟李德铭结婚。

    李德铭在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借了间房，从集体宿舍抱去了被褥，再加上同事和朋友们从别处拼凑来的一些生活用具，“洞房”就布置好了。回想起那天的婚宴，曹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十几个亲戚朋友，花35元钱吃了一餐”。

    没有结婚照，没有婚戒，没有彩礼，但从此，李德铭和曹雷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李德铭的哥哥姐姐们十分欢迎这个新家庭成员，他们的孩子尤其高兴。由于电影《年青的一代》在全国上映，他们都知道曹雷，到处嚷嚷：“‘岚岚’做我小舅妈了！”

    蜜月里，李德铭与曹雷骑车跑遍了北京的各个景点，用曹雷父亲留下的一台老相机，拍了很多照片。他们觉得去照相馆很贵，就自己买来药水，深夜冲洗放大，相纸也是用便宜的边角料，纸边多大就放多大。乐在其中。

    婚假一结束，曹雷母女启程返回上海，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就此开始。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可想而知，这短暂的团聚对于李德铭和曹雷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巨大压力下的艰难生活

    回到上海的曹雷，继续承受着政治运动的折腾——父亲在海外，母亲没有单位，只能从她这儿下手；而且，作为全“5分”毕业的业务尖子，不但一毕业就拍电影，还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她“蹿得太快了”，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黑尖子”。这些都让她成了众矢之的——在这种种精神压力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小产了。而李德铭却没办法从北京赶回来。

    几年后，曹雷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跟李德铭说，生孩子时有妈妈在，你就不用来了，等孩子满月了你再回来。然而，由于医院处理不当，女儿出生仅36小时就夭折了。

    出事之后，母亲偷偷给李德铭发了电报。医生告诉曹雷说，孩子感冒，要在医院多留几天，同时也嘱咐家属瞒着她。出院那天，看到来接她回家的丈夫，曹雷惊讶不已。接下来，李德铭每天都要到街上走一圈，假装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回来就安慰曹雷，孩子挺好的，不过还要在暖箱里呆几天。前来探望的人，也绝口不提孩子，这让蒙在鼓里的曹雷觉得不对劲。实在瞒不住了，家人才把真相告诉她。

    1973年对于李德铭和曹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刚刚允许上海和北京的干部可以对调，李德铭就此调到了上海。好不容易可以团聚了，但曹雷偏偏被派下乡体验生活。夫妻俩仍是别多聚少。

    回到上海的李德铭，与曹雷的家人同住，有好几年老少九口人挤在80平米的房子里。年事已高的外婆住在阳台改建的小房间里，下乡十年回来的弟弟曹景行一家则跟母亲挤在一间卧室里。直到孩子小学毕业了，曹雷一家三口才有了自己的小窝。

    从没见过丈夫流泪

    “文革”结束，新生活开始了，曹雷却在1981年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这对她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但生性乐观的她，总想“犟过命去”。手术后她每天遵照医嘱锻炼复健，来探望她的李德铭也是乐呵呵的。

    直到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一个访谈节目的现场，当主持人问起李德铭这段往事，曹雷才第一次知道，癌症对于丈夫的打击远甚于自己。为了得来不易的年幼的孩子，为了好不容易闯过风浪刚刚开始的平静生活，李德铭到处投医问路，因妻子挤不进大医院的床位而忧心如焚，往往车骑一路，泪流不止。而这么多年来，任何艰难的时候，曹雷从没见过他流泪。

    因为健康原因，单位打算照顾曹雷病退，曹雷却要求调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继续她热爱的事业。为了弥补被“文革”耽搁的岁月，曹雷忘我地工作着。了解和支持她的李德铭，不仅默默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还负责照管孩子。然而曹雷的健康还在每况愈下，此后她又接受了胆囊摘除手术。2005年，还做了心血管支架手术。

    而李德铭不仅家里的事“从粗活干到细活”，冬天的时候，他甚至不让曹雷去厨房洗碗，因为“厨房没有空调怕她冷”。说起这些，曹雷觉得对李德铭很歉疚，“他一辈子自己没事，就是找了我，找来这么多事儿”。    

    天南海北 自费旅游

    接受同样的教育，都曾疯狂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再加上共同的时代和记忆，使得曹雷和李德铭“说点什么都能说到一块儿去”。每当曹雷写完文章，李德铭总是她的第一个读者，从专业角度给她意见；而李德铭在电脑打字打不出来的时候，曹雷则会帮他纠正弄错的拼音……

    多年来的导演、配音工作，使曹雷对外国电影里的那些文化、景色非常向往，而集邮多年的李德铭也想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于是，两人退休以后，俄罗斯的乡村、南非的小镇、土耳其的集市、埃及的尼罗河风帆船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相依相伴的身影。退休十多年来，他们竟天南海北手牵手自费游历了40多个国家！

    价值观一致，矛盾就少，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曹雷说，他们都很节俭，认为“生活里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当影视制作单位找上门的时候，问起酬金，她总不知道怎么开价，她说：“我付出的工作时间是我生命中的分分秒秒，你拿什么来衡量我的生命？”因此即便酬劳微薄，她对工作也不会怠慢。而李德铭多年来一直以低得难以想象的稿酬为外地一家报社写集邮专栏，只为自己喜欢。

    生活是需要幽默感的，夫妻二人对此颇有同感。曹雷喜欢说笑话，天南地北，各种方言，李德铭是她最好的听众，他俩在家里说起笑话来，常常笑出眼泪。有几次曹雷跟别人说笑话，李德铭在旁边听到了，还会追问：“这笑话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

    “他觉得我是他的开心果，我呢，觉得他是我的依靠。”曹雷笑着说，“有人呵护的生活，心里特别踏实”。

    2011年5月的一天，曹雷再次因身体不适，入院吊水，当她在药水的作用下呼呼大睡的时候，72岁的李德铭则坐在旁边，一陪就是15个小时……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又活蹦乱跳地筹划着下一次的旅游了。

    （《新民周刊》2011年第23期 钟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