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其间，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特殊、艰辛而有趣的故事。

毛泽东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中共七大:代表们进入会场

位于延安杨家岭的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七大。

    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考察发现，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当时形势下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可是，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通过反复权衡利弊，他们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之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这里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近，物资较安塞也充足一些。经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沟山坡上专门修了一座供大会用的大型礼堂，还打了一些供代表们暂住的窑洞。

    然而，待一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同意，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

    杨家岭地形平坦，地势开阔，已有不少窑洞，解决了与会代表的住处。会议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由于军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在当年，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千方百计筹集物资

    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七大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

    由于战争环境，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当时的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赶印大量的会议材料，而纸张又恰恰是最奇缺的。这难不倒具有创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陕甘边区，路边旷野长着一簇簇绿色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一种很好的造纸材料。于是，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以马兰草作原料，采用土法上马，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都是用这种马兰纸赶印的。    

    代表千里迢迢赴延安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

    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因此，与会人员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从这时就陆续开始了。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的同志想要挽留刘少奇，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于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在山东期间，顺利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会合，共41人会合。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当行至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时，“服务团”遭到了伪军的袭击。这天一早，钟明发现敌人的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在行军路上，钟明负责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这些药品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城市采购的，钟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发现敌情后，他立即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药箱。但是，当他们冲到村口时发现，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路上，他们又碰到一位掉队的同志。和队伍失散后，钟明等3人并没有惊慌，他们机智地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游击队。当天晚上，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服务团”。

    钟明等人安全归队，使同志们惊喜万分，激动得互相拥抱，热泪直流。原来，大家都以为钟明等在敌人袭击时牺牲了。古大存更是心情沉重，还准备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引咎接受处分。

    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并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团”连闯5道封锁线，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12月26日下午，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代表，终于到达延安，41人无一人减员。其中广东代表从1939年12月底算起，整整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

    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也同样历经危险。一天晚上，代表们沿着山路走，日军发现了他们，在山顶上疯狂地向他们射击。他们紧急从山路上撤下来，从山沟里突围。由于敌人不知虚实，没敢追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场战斗使晋察冀七大代表损失较大，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俘。天亮后，幸存的代表们才陆续突围出来。最后，又经历几次险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晋察冀边区的七大代表于6月底到达延安。

    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全部被杀害。

    到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    

    定格会议的珍贵瞬间

    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

    为节约胶片，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任弼时主持开幕，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毛泽东所作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咸都没有放过。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吴印咸独具匠心，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使与会代表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革命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当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咸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毛泽东亲临计票现场

    大会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基础上，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投票之后，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这时，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计票员们个个惊讶不已，连忙给毛主席让起座来。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每人得票的情况，又很关心地询问洛甫与博古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的得票多少，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张闻天得票还可以，而秦邦宪和王明得票少，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

    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说：“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毛泽东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计票员把选票统计完毕。

    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显得十分高兴，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这样关心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原来，七大以前代表们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弄清楚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洛甫在会上作了检讨，给了代表们一个较好的印象。对博古的检讨，代表们不很满意。而对“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王明更是恨之入骨，谁也不想投他的票。对于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许多人也想不通，会前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不计较过去曾经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而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    

    保卫工作细致缜密

    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七大前，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较大。

    鉴于此，为了保证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保证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在大会开幕前夕，党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警备团还在严寒时节，抢时间，争速度，修理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    

    珍贵的记忆

    七大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七大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充满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当时，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如笔记本、纪念章、手帕等作为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贺晋年回忆说，七大结束后，每人还发了一个纪念册。说是纪念册，其实就是延安自己出的油光纸小本子，印着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所题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回到警备第三旅后，旅政治部的宣传干事见了，爱不释手。贺晋年见他如此喜欢，便送给他了。

    来自晋察冀地区的七大代表杨春华，非常珍惜七大的纪念品，让他最珍视的就是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质地较硬的纸包上紫红色的绸布，精心制作而成。封面没有文字，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中间加盖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的椭圆形的红色印章。代表证在大会召开之前必须填写妥当，并分送到代表手里。开会时，代表出入会场时须出示代表证，接受门卫的查验。

    （《党史文苑》2011年6月号 武文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