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访问了《中国法治蓝皮书》“农民工犯罪问题”撰写人靳高风教授。

    记者：在2011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是什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

    靳高风：以前，我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时，往往归结为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低、经济贫困、家庭影响等个体原因上，简单想一下农村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农村地区犯罪的少，在城市里犯罪的就多或者说犯罪倾向就大？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原来束缚自己的乡村熟人文化、道德观念，到了城市后荡然无存。他们收入低下，被城市人视为另类，还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后，年轻人就容易产生一些犯罪的冲动或倾向。如果再有老乡或者其他人的诱惑，更容易产生犯罪。

    所以，城市对农民入城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才是导致这一群体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对生活的追求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如果周围有违法犯罪的人员或犯罪组织的拉拢，会选择去犯罪；如果周围熟人中没有违法犯罪者，行为人有足够的胆量和野心，也可能会选择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目的。

    记者：在对农民工犯罪的调查中发现，抢劫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少会受到同乡与村人的舆论谴责。如何理解这一心理呢？

    靳高风：这和犯罪群体的亚文化影响农民工的日常道德判断有关，也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变异有关。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到了城市后，“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乡村的某些”熟人”都是一个样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了，而在农村的“乡土社会”中，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仍会起作用。

    记者：在狱中采访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本地人、有钱人恨之入骨，但对老乡讲义气，甚至乐善好施。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靳高风：贫富差距、地位差距造成的“不公”感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城市人对进城农村人的歧视是造成犯罪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在城里没有尊严和地位，是城里的“下等外来公民”，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受的是白眼和鄙视。一旦他们有了钱和地位之后，虽然法律身份没有变，但是别人的眼光变了，他们就有了尊严和地位，不管这个身份和地位是不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

    记者：在广西天等县，即使有的乡镇比上映乡贫困，但外出犯罪率却要比它低得多，我进行比较调查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乡镇的基础教育做得更好一些。

    靳高风：发展教育是预防犯罪的基本路径之一，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会增加良好的就业机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一般就不会犯罪。当前农村下一代教育问题值得社会关注，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了，孩子交给老人带，教育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泛起。这样下去的话，新生代农民工该走向何方，值得政府和社会思考。因此，农村富裕起来之后，引导农村新文化、新教育的形成是我们政府当前迫切的任务，这关系到我们未来10年下一代农民工的前途和城镇化的前景。

    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犯罪的角度看，在城镇化的战略中，需要考虑两类人群的就业、市民化和文化冲突问题，一类是被城镇化地区的居民，这类地区一般在城乡接合部或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要实现他们角色、职业和管理的城镇化；另一类就是进城务工的人员，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机会、市民待遇、社会保障、后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