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一代”的无奈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

    6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要匆匆地走出去。他是阿星的弟弟，哥哥阿星在入狱之前，也以同样的节奏往复于打工路上。

    阿海要去新兴橡根厂上夜班。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10小时。

    他们一家七口租住在马田村南光高架桥旁的农民房内。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头顶不断有呼啸而过的汽车让屋子像一列始终行驶中的列车，不开窗都是汽车尾气的味道。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呆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元的补偿金。打了半辈子工的闭伟宝没有养老金，大多数中国打工者和他一样。

    闭伟宝50岁，中等个头，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性格，坚忍、吃苦耐劳，他家也是村里最早建起楼房的人家之一。像他这样还在城市打工或正因年岁渐长而处于失业边缘的“民一代”，在全国有一亿多人。而像阿海那样的“民二代”，在全国也有近亿人。

    就怕“以后你不用来了”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跟着哥哥阿星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1000元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而他的姐姐阿美，比他更勤勉。但自从1998年来到深圳后，每月的工资至今也未超过2000元。

    他们曾经都是留守儿童，对深圳充满向往，在初中尚未毕业就出来做童工，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混进工厂。父亲闭伟宝被辞退后，母亲也将近50岁了，也在新兴橡根厂打工。只等着某日工厂像辞退闭伟宝那样告诉她——“以后你不用来了”。

    但即使再节省，他们仍然感到钱不够用。阿海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也得每月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1000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3000元，月月见光。

    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愈发脆弱。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清——疾病。

    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阿海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腹泻住院花去将近2000元，其他家人亦只能请病假。结果，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

    三代人全打工？

    据2009年的统计，在广西八百多万的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阿美的堂妹阿花，算是温江村最成功的打工者，她从一名普通打工者，最终奋斗成深圳一家国企的销售经理。阿花长相清秀，20多岁，完全看不出打工妹的痕迹，更像是一个城市白领。然而在五六年前，她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手指都做得变形了。此后她决心自学，逐渐改变命运。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城市那道无形的墙，是一种比打工本身更深刻的痛苦。闭伟宝的儿子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花有更朴素的认识：受教育，特别是让下一代受教育，是改变命运和融入城市的起点，她认为自己是个例子。而阿海对他堂姐的观点不以为然。在马田村那间灰暗的出租房里，高架桥上汽车呼啸，门窗咣咣乱响，“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