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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与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仅有一次,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下午三点,仍在这里继续开会。

    当时,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他从江西返京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知什么原因,会议结束时的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第二天开大会时,小平同志未到。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的同志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说,人都到齐了。会议刚刚开始,一向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周总理眼光一扫,发现主席台上有人缺席,再仔细看,缺席者正是小平同志。只见周总理眉头紧锁,看上去很着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有关同志急忙作了解释,周总理听后,严厉地批评说:你们工作不细致,要认真检查,接受教训,今后避免再发生类似问题。

    散会后,会务组从上到下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的事,实在不应该,大家都感到很内疚。当天晚上,周总理出自对小平同志的尊重,还要会务组的有关领导同志,写出书面检讨,向小平同志表示道歉。检讨书写好后,由我负责送给小平同志。

    第二天,大会分组讨论学习。国务院系统“十大”代表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在中南海紫光阁,一个小组在武成殿。

    我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的武成殿,远远看见小平同志正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看文件。趁讨论还没开始,我抓紧时间走到小平同志的座位面前,俯下身,小声说:“小平同志,我向您送检讨书。”小平同志吸了一口烟,微微抬起头,问我:“送什么检讨书?”我说:“昨天开大会,我们忘了通知您,周总理批评了,并要向您作出检讨。”我正忐忑不安地等待小平同志发话,谁知小平同志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小事一桩,检讨什么?”检讨书他既没有接,更没有看,好象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学习讨论快要开始了,我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离开了。散会后,小平同志已经走了,可是检讨书还在那里,我只好把它拿回来,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

    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在公开的、重要的场合露面,成了判断某个党政领导干部被“解放”的标志。尤其是小平同志,他从江西回来后,恢复了副总理职务,以其卓越才能为国家、为人民造福,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正在大家为小平同志复出高兴时,如果他突然没有在应该出席的场合出现,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误解与不安。正如当时有关负责同志说的,小平同志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人物,在当时特殊时期,他不上主席台,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未出席大会,未上主席台,不是一般问题,是政治问题。周总理正是基于此,严格要求工作人员,以避免再次导致原则性的政治失误。

    此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小平同志那句“小事一桩”的简捷轻松的话语,充分显示了他为人处事的宽广胸怀和伟人风度。为了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小平同志历经磨难,忍辱负重,却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名利得失。他的崇高品德,他的高风亮节,他的言谈举止,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百年潮》2011年第7期 鲍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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