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的母爱，在这位师辈面前得到了补偿

    我与赵萝蕤先生的认识始于1960年初秋。

    那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根据中宣部加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指示，对西方文学教研室进行调整扩充，为此我和英、德、法专业的个别同学提前一年毕业，留在教研室当助教。

    那时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学外，是编写《欧洲文学史》，分别由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三位教授担任主编，冯至则受中宣部委托同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两项编写工作。赵萝蕤先生当年不到五十岁，已是二级教授（当时的正教授分三级），这个级别的女教授当时全国只有两名（另一名是山东大学的冯沅君，冯友兰的妹妹）。我很快知道，她爱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

    听说赵萝蕤年轻时曾是燕京大学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点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见的骄矜。那年她48岁，正好大我一倍。我们的忘年交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她在学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一字排开的德、才、均、备四座教师楼中的均斋（后迁备斋），我住德斋，相距很近。我们还有两个共同的业余爱好：诗歌和音乐。我经常写一些不像样的诗请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一起推敲修改。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不但善于翻译，也喜欢朗诵。在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谈完的时候，她就朗诵英文诗歌给我听。

    大家都知道赵萝蕤先生的英文诗朗诵得好，虽然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老教师（按年龄她还是中年，但按留过洋的知识背景她已被划入“老教师”队伍了）已不那么吃香，可西语系的青年教师还是以团支部生活扩大会的名义举办过一次晚会，专门请赵萝蕤先生讲诗朗诵。她的演讲和示范获得一片掌声。

    北大校园很大，赵先生发现我没有自行车，就说：“我借给你一辆自行车吧！这是我从英国买的女车，很好骑的，很轻。”我说那你自己呢？她说：“我年纪大了，不喜欢骑车。”当她知道我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时，又说：“把我这台拿去用吧，一个音乐爱好者没有收音机怎么行！”我说：“那怎么行，你自己没有了！”她说：“我家里有呀！而且我本来就想买一台新的，体积更小，技术更先进的。”她一开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仿佛听到儿时母亲喊我的声音。但母亲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爱，如今仿佛在这位师辈面前得到了补偿，我感到无比温馨。    

    她不只有浪漫主义激情，    更有不堪流露的隐痛

    赵先生经常谈诗论诗，却从不提及身边的大诗人陈梦家。有一天我问：陈先生近来诗写得多吗？她淡淡地说：“早就不写了！解放以来不是一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谈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后来我带着疑惑向别人打听。原来陈先生1957年倒了霉，戴上了帽子；赵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刺激，住过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想：原来她心里装的不只是浪漫主义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隐痛。

    有一次我说起：“我很想见见陈先生。”她说：“好啊，我本来就想请你去我家坐坐，请你吃我们浙江人爱吃的霉干菜煮红烧肉。”她告诉了我钱粮胡同19号的地址。

    赵先生领我大致看了看他们的整个住宅，除了“深”和“大”，还应加上“古”：古旧的梁柱，古式的家具，古雅的字画。可惜当时太缺乏文物意识，没有向陈先生请教一下这座房子和其中的陈列品的年代与故事。后来知道陈先生也是明代文物专家，收藏了大量贵重的明代家具，想必我那时所见的就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吧。吃饭时，赵先生兑现了她的霉干菜炖红烧肉，说这道菜是她特地让阿姨为我烧的。陈先生非常随和、亲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对什么话题都轻轻一笑，表情淡然。

    后来至少还去了一趟钱粮胡同19号。但再后来就无缘了：它被公家征用，赵先生则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和她父母与弟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宽大的院子，花木扶疏，还有一座很气派的朝南的院门和照壁。她父母住在东屋，正屋由她弟弟赵景心夫妇居住，萝蕤先生则住在西屋。这次去时，我已经从北大调到今天的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单位内，自行车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顺便还给了赵先生。    

    “文革”后，赵萝蕤先生简直判若两人

    这之后我就去江西“四清”了，一年后回来时“文革”已爆发。在一片“造反”声中，我很担心赵先生的处境。经打听，还好，学生们没有找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师的麻烦。但等我“大串联”几个月回来后，还是传来了令我大惊失色的消息：赵先生的终身伴侣陈梦家因不堪迫害，愤然辞世了！这对赵先生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她的旧病复发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医院里的她肯定变成另一个赵萝蕤了，它会毁掉我心目中那个温柔敦厚的形象！几年后等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听说赵先生已基本康复，赶紧又去美术馆后街22号看望她。但这座四合院已经变得不太完整了：正门已不属于它，之间被一垛墙壁拦断；在对着中医研究院那面西墙开了个入口，门临大街；她原来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识的人占住。赵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里。弟弟赵景心当时是北京外贸学院的教师，以好客闻名，所以碗橱里摆满了一套套很像样的杯盘碗盏。赵先生留我吃晚饭，又让保姆做了霉干菜红烧肉，显然她自己也很爱吃这道菜。

    “文革”后，赵萝蕤先生简直判若两人：她健谈了！每次见面情绪都很高昂，侃侃而谈。许多她过去从未说过的话，现在也敢说了。显然，她压抑得太久了！从此，我们谈论文学时，不再仅仅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打转，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现代主义！那时我正在研究现代主义代表性小说家卡夫卡，她非常感兴趣，问这问那，并一再嘱我如写了或译了什么，一定要告诉她，给她看。这时我才知道，她年轻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识流理论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翻译的经典之作。

    赵先生与徐志摩夫人陆小曼也有来往，但她不同意陆小曼对徐志摩的评价：“陆小曼说在中国，诗写得最好的是徐志摩。这个评价我认为不够客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赞同。徐志摩是个被写进文学史的人物，评价应该冷静、科学，不能让感情淹没观点。”    

    她竟然一口气把惠特曼全集译完了

    大概是80年代后期了吧，她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一家出版社约我翻译惠特曼，但我很犯难，因为李光鉴（我的同事）已经在译了。”我说：“文学翻译不怕重译。您和李各有各的优势，值得译。”后来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气把惠特曼全集译完了，而且广受好评，这成为她翻译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又过了些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我劝她说：“现在我国学术界对外交流很频繁，赵先生从美国回来那么多年了，您应该去美国或英国看看呀！”她说：“咳，我这人向来喜欢平静，何况我现在已经老了！”约过了一二年，她来信说：“果然去了一趟美国，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进门，她拿出一张英文报纸说：“你看，像我这样普通的学者去美国，他们竟然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我，而且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占了右边的整个半版。我说：“这才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呀！我还听叶君健讲过：他去瑞典访问，瑞典的报纸也在头版头条用大量篇幅、照片报道他。”她说：“可在我头脑里，只有国家总统或政府首脑才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新闻待遇呀。”我说：“可见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异化了，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阵大笑。

    想不到这一次欢聚，成了我和赵萝蕤先生的最后一面。此后一连几年，我都没能抽时间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噩耗！那时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赶回北京，她的后事已办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内疚和遗憾。但她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文汇报》7.10 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