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有一支神秘的部队，番号是空军34师，这个师承担着中央领导人的专机工作，常常被称为“专机师”。日前，记者采访了时任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采访中，时老回忆了给中央领导开专机的那些年那些事。
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那时候还不是苏联教员，而是日本教官。那些日本教员都是关东军战俘，经过我们的教育愿意留下来。当教员时，中国话说得不怎么好，但是都能听得懂。开始，我们非常恨日本鬼子。但是经过接触，发现这批日本人也追求进步，战争后期他们大多数都参与了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我们学飞行的时候飞的是日本教练机——日本战败后剩下的破烂“99高练”。为什么说是破烂呢？我记得日本教员带着我飞一个小转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转弯，造成的离心力很大，对飞机算是一种“考验”，第一回落地之后，中国教员把日本教员狠狠骂了一顿。因为这批教练机都是破破烂烂的飞机凑起来的，飞这种“花样”动作很容易解体，摔了怎么办？当时中国飞行员数量极少，很金贵啊。
我1950年10月毕业，11月到长春集合。1951年1月，中国空军购买并改装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高空运输机。从此我就开始飞“伊尔- 12”。
给领导开专机
1955年，我回到北京，任“独三团”二大队大队长。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 2”、“安- 45”这种小飞机，也有“里- 2”这种中型运输机。1960年，我当上独立团副团长，1963年改为34师时我就是100团团长。专机主要都在100团。
毛泽东最早坐过“里- 2”，我是副机长。后来，有了“伊尔- 24”，毛泽东也坐过。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坐飞机了呢？因为飞机总是有危险性，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
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来穿梭于国内外，总是坐我开的飞机。周恩来非常亲切，尤其是对我们机组人员。不管多忙，只要是上了飞机，一定会先到机舱跟大家问候一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后，除非有外国人在下面欢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舱去跟大家告别一下，“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好休息”，每次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忙，常常在汽车上、飞机上吃饭。如果是在飞机上吃，那就是我负责给他带饭。在我印象里，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也经常坐飞机，他对我们也很亲切。1965年，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对我说：“这次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夫人都有女秘书，王光美同志没有单独的秘书，这样不太好”，刘少奇就和我商量，叫我们服务员就是现在的空姐，给她当临时秘书。刘少奇最后笑着问：“你看这个事情行不行啊？”我说怎么不行，在空中她们照常工作，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叫她们跟首长去。
朱德特别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庐山会议后，从庐山回北京，就是我开的飞机。朱德坐飞机有一个习惯，上了飞机他不喜欢在座位上坐着，而是喜欢和飞行员一起在前舱坐着看风景。起飞他不离开，落地时也不离开。我们飞到大别山上空，天气特别好，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9·13事件
“9·13事件”前，领导派我到了阿尔巴尼亚，9月9日晚上才回来，等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吴法宪电话打到我这里，询问“三叉戟为什么到了山海关”，我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吴法宪说，“你当师长怎么什么也不知道”，还批评了我一顿。
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拨通了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电话询问，胡萍说：“你告诉吴司令，飞机正常训练”，我就信以为真了。十几分钟后，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指挥塔，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去，吴法宪又把我批评一顿。“飞机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我个人也有一些错误。那天接到“两点半以后禁航”的命令后，我就去传达。一出门就碰到胡萍，我就先给他报告。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特别的难看。随后，我拿起电话给作战科下命令，并告诉他们向沙河机场那边传达，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不准起飞”，作战科问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呢？我说我亲自传达。我本人就在西郊机场。可是南苑机场那边我一忙乎给忘了，结果有一架直升机跑了。这是我的责任。
“9·13事件”后，经过40来天的审查，专案组的人就把我弄到空军招待所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把我给关起来了。1978年，我被弄到山西劳改农场。虽是关着，但待遇还不错：三菜一汤。到了山西就更好了，专门有一个厨师给我做饭。
直到1982年我才回来，在家里待了三年，组织上给了一个结论“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我1943年当兵，一天没有离开过部队，结果给我算退休，还从正师降到正团。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也不了了之。现在，我很坦然。脚正不怕鞋歪，咱没有做亏心事。
（《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 程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