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5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傲德萨9月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启航，驶往傲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调查仍在进行中。”

　　要知道，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但苏联报纸对此却讳莫如深。而且，冯玉祥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归途

　　1948年7月31日，苏联“胜利”号从纽约启航，踏上了返回傲德萨的航程。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2000多名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八月底，“胜利”号终于靠上了巴统的码头。

　　9月1日中午，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说“胜利”号于9月2日凌晨2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此后，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人听见过“SOS”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当天晚上9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舢板。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上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见船将驶向终点，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一名水手，请他在放映完毕后帮忙缠胶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而且，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

　　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月5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调查时，调查人员提出，火灾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

　　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易燃。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

　　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

　　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

　　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

　　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年到1948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决定，彻底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人民网9.13 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