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费尽心血，全力推进解放使用老干部，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是，这项工作受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阻挠。当年，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从事这项工作，现就亲身经历作简要回顾。

    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

    释放和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件大事。1975年1月20日传达中央决定，将中专一、三办的案子，由中央政治局同志分管改由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四人负责统一起来搞，争取三个月解决问题。

    2月10日，郭玉峰和中专一、三办负责人找河南、陕西两省有关负责人来京，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的指示：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省委研究提出具体安置方案报来经同意后，派人来接，事先由中专一办同本人谈话。这些措施以后都得到落实。

    4月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释放人员名单。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确定，于5月开始放人。这次集中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有近200人。例如，彭真安置到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安置到山西长治，刘澜波安置到山西忻县地区天桥水电站任顾问，等等。安置到外地的，释放后先在北京的招待所住几天，少数人坐飞机走，多数人坐火车走，直接送至机场或车站。此项工作至7月基本结束。

    落实干部政策的具体事项

    据统计，1972年8月至1975年7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批办和临时交办事项共198件、320人的问题。截至1975年7月，共办完135件、203人的问题。其中特别重要、机密性强的，部里多指定我亲自动手办理。比如，研究写出解放吕正操、胡乔木、黄新廷、王尚荣的报告。他们四人当时均为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在写出四人审查报告稿和摘录他们写的检讨后，中组部和中专一、三办主要负责人找我进行了几次研究。

    5月29日，纪登奎找中组部等几家单位负责人和我到京西宾馆开会。纪登奎讲：要将吕正操审查情况报告改为查证情况报告，前面写明审查他的要害问题，并说明他曾向毛主席写过“认罪书”。胡乔木的材料要写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毛主席亲自去他家保的（恰巧胡不在）；他在延安编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供全党学习，立了大功；他的检讨要摘录好。黄新廷历史上没什么问题，让他写个检讨并对林彪事件表个态，然后中央批他的检讨。王尚荣的报告可以了，不必再改。会后我抓紧修改了报告，连同摘录的四人检讨报给了纪登奎。不久，四人获得解放。

    受“四人帮”阻挠

    1974年1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右倾回潮”，矛头直接指向前一时期解放使用的老干部。中组部内传达王洪文的谈话：除特殊重要的案件以外，不要报告中央。在此形势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举步维艰。我经手的一件事可以具体反映出当时的曲折过程。

    张春桥坚持定曹荻秋为“叛徒”，为曹平反工作受到百般阻挠和追查。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将其定为“叛徒”。曹荻秋给毛主席写信，详细叙述他1932年被捕情况，表示强烈反对。

    我对审查曹荻秋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被捕后没承认党员身份和发表反共言论，没供出同志，不应定为“叛徒”，我向中央写了报告，经纪登奎同意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不久，收到张春桥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显然他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

    1976年3月，曹荻秋病逝，家属要求早日作出结论。4月5日，中组部核心组再次讨论曹荻秋案。纪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中央、主席报告。张春桥批，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上海市委则表示，如何定“吃不准”。

    6月22日，中组部决定按上海1973年定曹荻秋为叛徒的意见上报。报告被纪登奎压下没有批出去，后退了回来。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2月11日，胡耀邦要我一起听取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关于干部问题的汇报。他明确表示，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完全应当平反。不久，曹荻秋得到了彻底平反。

    （《百年潮》2011年第8期 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