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刚开学，移民加拿大的老余和移民美国的陆太太，说起这几年带孩子回国读小学的事，感觉就像打了一场仗。

　　美国：不提倡孩子学那么多东西

　　2008年夏天，陆太太的女儿媛媛在美国读完了一年级，但陆太太开始觉得不满。

　　陆太太1986年移民美国，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这里大部分美国父母都对年幼儿女的教育没什么计划，只是放任他们玩儿，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级时才开始接触学习。

　　陆太太成长于严格的中式家庭教育，她理所当然也希望女儿和自己接受大体相同的教育。女儿媛媛很小就开始上一个离家很远的华人私人幼儿园，媛媛在上小学前已经学了很多，并觉得每天都过得“很有意思”。

　　等媛媛上了一年级，问题来了。老师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教起———可是这些媛媛两岁时就会了，她甚至已经不再看图画书而改成读以字为主的故事书。媛媛已经会两位数的加减法，而美国小学里教的数字加法的进位有些“乱七八糟”。“美国的老师真的不会教数学。”陆太太说。

　　“这个学校怎么这么没意思？”她常常这样问妈妈。媛媛渐渐变得情绪低落，上课也坐不住，老师因此就在全班面前批评她，更伤了她的自尊心。陆太太去找校方，校长回答说：那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教她那么多？

　　在陆太太的坚持下，校方还是给媛媛做了一个学习能力测试，结果是：依照美国小学教学大纲标准，媛媛的数学程度已达到四年级下到五年级上的水平；英语程度在三年级下的水平。陆太太希望学校能让媛媛升级，但校方说，媛媛的确属于Gifted（天分高），但是我们不提倡让孩子在小时候学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同意让她跳级。

　　这让陆太太很气愤和无奈。陆太太对美国小学的不满还有很多，比如，国内的小学老师会规范小学生握笔、坐姿，但美国老师明确告诉陆太太：我们不管这个，小孩自由就好。但在陆太太看来，这造成了很多美国孩子的字“难看得要死”。更糟的是，在美国，家长不能问孩子的成绩，因为这属于隐私。陆太太并不是想通过成绩来管制女儿，但还是想知道女儿的具体学习情况。

　　陆太太认为，良好的基础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终身。因此，夫妻俩商量后决定：陆太太辞掉工作，带媛媛回到上海老家，边做志愿者，边带孩子上小学。

　　家长：不希望孩子只剩一张华人面孔

　　陆太太决定让女儿回国读小学，还基于一个重要考虑，学中文。

　　陆太太移民到美国后虽然没在华人圈里生活和工作，但一直保持着中国情结：我总觉得我们要有根———我的孩子要有中国根。

　　老余和夫人坚持让Edmond回国上小学，也是这个原因。

　　老余的大女儿是六年级毕业去的加拿大，中文基本保留了下来。但大多数不到十岁就移民的孩子，中文很快就忘记了。

　　Edmond出生在加拿大，六岁了，不会说中文，搞不清楚外婆是谁，他理不清中国的亲戚关系。老余不愿意“一个种族最重要的东西被掏空了，只剩一张华人的面孔”，他和夫人下决心不让中国文化在儿子这代丢掉。

　　当然，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使他们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加拿大几乎所有银行都有中文部，如果Edmond能学好中文，未来在职场也会多个选择。因此，老余把Edmond放在了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地道的北京本地小学，希望孩子能跟大家学“纯粹的中文”。

　　在成就感与挫折感之间

　　为了接受正规的中式基础教育，陆太太选择了上海一所实验小学。

　　学校里的教育和陆太太想得一样，从握笔、坐姿等细节开始对孩子的习惯进行规范，陆太太觉得这正是她希望女儿学习的东西。“我们中国的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并不是说国外都是好的。”

　　媛媛的作业不多，一般在学校做一部分，回家做一部分。“老师规定回家作业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做完，最多四十五分钟。”而且老师要求如果到了规定的时间作业还做不完，家长也要让孩子停下来。每次做完功课，媛媛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还源自其他方面。媛媛成了学校的小主持人，学校还让英语流利标准的她，录英语朗读带领同学们跟读，媛媛也经常帮助同学练习口语。为了适应媛媛的学习进度，校方在媛媛的课程上也主动地做了些调整，她跟一年级上语文，数学跟二年级上，英语则上四年级的课。

　　Edmond却没这么幸运。

　　进小学的第一天，因为完全听不懂老师说的中文，Edmond哭个不停。一个心理课老师过来安慰他：“你怎么哭啊，你是男子汉！”可是没有用，Edmond不懂“男子汉”是什么意思。

　　在加拿大，小孩子上课不用规规矩矩地坐着，Edmond也没见过一排排桌椅的教室，因此，最初回国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Edmond常常上上课就走到讲台上去溜达一圈儿。

　　尽管如此，一年级还算顺利地过去了，期末考试，Edmond还拿了全班第一。

　　每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

　　但几年之后，老余承认，他最初低估了国内的应试教育。

　　最大的问题是抄写。Edmond的作业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五遍、十遍，不停地写。Edmond不喜欢枯燥地写相同的字，他喜欢阅读，什么书都爱看。“把孩子完全禁锢在作业本上，那么浩如烟海的有趣故事就没有了。”老余和夫人于是帮儿子“做减法”：老师说抄四个，他们只让抄两个。

　　从加拿大回国时，Edmond已经看了上百本英文读物，回国上一年级时，学校还允许他带自己的阅读书到学校，但升到二年级就不允许了。老余只好强化Edmond在家里的英文阅读，他对孩子设定的目标开始下降：从最初的打好基础，变成只把中文和数学学好就OK。

　　到了三年级，老余家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小升初”的迫近改变了整个学习气氛：作业越来越多，Edmond每晚要写到十点、十一点。老余不断给Edmond减压，告诉他不必做完所有作业，但Edmond却不愿意，“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余太太因为不希望Edmond走进题海战术，还把Edmond的数学老师得罪了。

　　其实，Edmond对数学最感兴趣。上到二年级时，Edmond已经自学了六年级的分数加减法，现在，Ed?鄄mond已经开始能看大学生看的概率论了。

　　老余从儿子身上发现，孩子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老师最要紧的任务，是告诉孩子到哪里去学习，在哪里寻找知识。“我们全部的教学都是在扼杀孩子的兴趣，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

　　到了三年级，Edmond的同学们就像是被放到了同一个模子里。整个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上一所好初中，然后上好高中，最后上所好大学。“把活生生的孩子装到模式里面了，这很可怕”。

　　直到三年级，Edmond的成绩都是班里前三名，他很努力地去适应这个模子，“但是这个文化实在太残酷了。”老余说。

　　读完三年级，Edmond“一秒都不耽误”地转学到了一所国际学校。说到这里，老余攥了一下拳头，仿佛打了一场胜仗地说，“我挽救了Edmond。”

　　在国际小学，没有全国统考，没有小升初，作业一下子就减轻了，Edmond多了很多阅读的时间。老余也开始带孩子出外游玩，增加更多的体育锻炼。

　　但老余也发现了国际学校的问题。国内的国际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但又与西方的贵族学校完全不同。“西方的贵族学校是培养贵族，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国内的贵族学校是伺候贵族，老师几乎不敢管孩子。”

　　最终还是要出国

　　除了教育上的反差，老余和陆太太也都发现孩子气质行为上的变化。

　　“刚回来时更有礼貌一点。”老余说，Edmond以前不小心碰到谁都会说“对不起”，现在经常想不起来说。

　　回国一年后，媛媛中文进步很大，不仅能聊天，还能用中文写日记。但在另一方面，媛媛开始变得叽叽喳喳，说话调门很高，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样子。陆太太觉得她“有些好习惯都没了”，有些担心。但她也认为“在美国，可能也会学到别的坏习惯”，关键在于家长的引导。

　　媛媛现在中文读二年级，英语读五年级，陆太太觉得最晚四年级后必须要回美国。陆太太也已经看出，越向上读，孩子的压力会越大，因为被逼着读书、考试、升学，孩子的知识面会慢慢变狭窄。“美国教育的好处是，四年级以后，学校就开始真正地教了：会教你学习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倡有乐趣地学习。”

　　老余也决定，Edmond上完小学六年级就回加拿大。在他们看来，国外的教育特点是，“年级越高，学的东西越多，主要是学东西的方法不同，他们学习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让余太太印象最深的是，女儿同学的一份历史作业，为了讲述一段历史，做了大量的调查，作业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样，有文字、图片，还装订成册。

　　上六年级的Edmond看上去像个二年级的孩子，他会摆弄着客厅里的象棋和客人大声交流，说他喜欢中文多于英文。漂亮的混血儿媛媛，也表达着对中国和中文学校的喜爱。

　　对于老余和陆太太来说，他们也渐渐摆脱了在两种教育制度中的摇摆，开始认识到，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教育，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在成长中能够区分和识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10.24 庞清辉 王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