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所谓江郎，指的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444～505）。《南史·江淹传》说他历仕宋、齐、梁三朝，仕途颇为顺畅，直至封侯而终。不过，作为词赋大家，他却“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令人扼腕叹息。
从留存于世的词赋诗文来看，江淹晚年确实少有佳作，说其“才尽”似乎并不为过。后世人对此多有探讨，比如清人姚鼐认为他并非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明人张溥说他遇到了自认为“天下文章我第一”的梁武帝，“不敢以文凌主”，不得不藏拙；还有人认为，当时文坛流行过分讲究形式的“永明体”，他对此颇为不屑，因此后期创作较少，被人误认为“才尽”。
说江淹由于公务缠身、老成藏拙、不慕时尚而“才尽”，都是大有道理的。不过，后人因此将其归入贪慕权势、官运亨通、养尊处优从而荒废学业、才思枯竭的一类，加以奚落和嘲讽，则是很不厚道、很不公道的。
我们知道，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诗词歌赋从来都是士之末技，进入官场以天下为己任，才是知识分子的正道。江淹自不例外，这一点，不可以现代人的眼光予以苛求。况且，江淹为官清正、不避权贵，显然不是钻营苟且的“官油子”、“官痞子”一类，而是颇具人文情怀和管理才干的能臣。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在官场上殚精竭虑，自然会影响到江淹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不过，惋惜之余，又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敬意。
我们知道，当代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依然有着不小的市场，不少在学术领域取得一些建树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专攻的术业，或心急火燎、或半推半就地进入官场。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仅没有因为繁杂的公务而耽误了原先的业务，名声反而较前更盛。这并非是当官真的能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而是高高在上的官位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创造了条件。
相比较之下，江淹就显得过分的“死脑筋”，不知善用资源为自己搭建逐利的平台。如果他也像当今“学者官员”那样，利用职务之便，将课题、经费、评估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又何愁不能坐享其成、“江郎‘才进’”？如果他也像当今“时尚官员”那样，与时俱进，领导喜欢什么词儿就改唱什么调，又何愁不能雄文迭出、著述等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郎才尽”虽然让文学史上少了些许绚丽的色彩，但世上却因此多了一个活得颇为坦荡的“人”。
（《北京青年报》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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