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的鼓励下，文化人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以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作品营造了一个文化繁荣期。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时间通常被文化研究者称为“新时期”。

　　在“新时期”，文化的起跑速度要快于经济。后来，经济发展在思想上进入无障碍通道，而文化的发展却遇到许多栏杆。

　　第一种栏杆是在“解放思想”上出现反复，时而红灯时而绿灯时而黄灯，经常需要“一看二慢三通过”。

　　第二种栏杆是“经济中心”焦点视线的牵引———文化发展被“经济焦点”边缘化。

　　第三种栏杆是文化体制的羁绊。当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绊脚石在经济领域被不断搬走时，这些绊脚石却在文化领域找到了生存之地。

　　毫无疑问，经济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但经济马达并不能绝对保证汽车的行走方向。这些年来，经济的旋转木马越转越快，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时产生，人们在紧握财富的把手时，已经腾不出手去系扣道德的安全带了。这就出现了各种损人利己的伪劣产品和见死不救的冷漠现象。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看来，“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现在已经走出了物质生存困境，但却发现经常陷入道德生存困境。由于文化的失语，解释系统崩溃了，困惑垒筑成第三堵墙，使人们无法从困境中突围。因此，我们亟须招募文化带路人，引导自己摆脱一“文”不名的财富囚徒角色。

　　文化本来就要借助于自由想象和无羁表达，如果受到过多的束缚，文化就要改名为“僵化”。这就是说，在当下，解放思想仍然是文化发展的要义。

　　（《羊城晚报》10.27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