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在“国史”、“党史”之中未见记录？难道数十年革命工作中，只有男儿努力就可成功？

　　1920年，时任广州参议员的邓惠芳写下《辛亥革命前广东参加革命工作之妇女》一文，将其所知的女志士姓名及事迹一一记录。

　　冲天香阵黄金甲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反对做妾、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后改名黄秋心），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香山县的梁国体，因与由父母作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并加入同盟会。

　　还有的是为了追随心上人而加入革命。陈璧君早邓惠芳一年加入同盟会，时年16岁，是会中最年轻的一员。家境优越的陈璧君因为爱慕汪精卫，在入会次年以留学为名，一路追随汪精卫到日本，不但在会内经费短缺时慷慨解囊，还坚决要求参加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汪精卫同意后，陈璧君就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枪法及炸药制作，并协助汪精卫实施1910年初的刺杀活动。

　　安能辨我是雄雌

　　辛亥革命时期，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女子炸弹队或敢死队。而揭开女子从军序幕的，则是湖北女子北伐队——一支由吴淑卿招募的数百人队伍。

　　这位19岁的汉阳黄陂女子上书黎元洪，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讨伐袁世凯。黎元洪最初以军中皆男子婉言谢绝，无奈吴淑卿据理力争，只得批准。在汉阳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时，湖北女子北伐队毅然赶赴前线作战，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

　　总的说来，武昌起义前后，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许多妇女把冲锋陷阵视为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之举。一时间，妇女军事团体风起云涌。然而，不赞同女子上前线参加军事行动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很快，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宣布取消女军，并命令各省以后不得招女子新军。女军就此消失了，而队伍的领导者们又转入妇女参政、男女平权的斗争中。

　　办学办报 提倡女权

　　维新变法后至民国成立前这段时期，中国有过兴办女学的热潮。据统计，1912年全国在校女生约14万多人，上海地区尤多。一个较大的新式女性群体由此诞生。而孙中山的态度也促使女子相信，可以通过办学、办报，使得女同胞先有智识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好客的张竹君，平时门前车水马龙。每逢礼拜，张竹君就设讲堂发表演说。那时女人公开演说已是奇闻，更奇的是别人做礼拜传福音，她反而批驳基督教关于“女子不可施教”的谬论，并批评时政，宣讲众生平等、男女平权，无怪乎时人称其为“女界梁启超”。

　　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沈佩贞者，竟然鼓吹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已结婚的女子，十年不得与男子说话。

　　女杰晚景 天壤之别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41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也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

　　然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而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的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至于黄抚庸、邓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同盟会员遭大肆捕杀，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绝望中，二人在1914年12月间携手同沉于飞水潭。

　　相比这些尚能被后人从尘埃下找寻出来的人物，一些平凡女工、仆佣参加罢工，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捐款助饷。她们是一粒粒石子，聚拢在一起铸成革命之基，然而，她们却无声无息、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新民周刊》2011年第33期 钟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