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处境仍十分艰难的孙犁，被批准回家乡抚慰一下抑郁的心情。

　　回乡后的一天，孙犁的侄子说，天津有电话打到镇上，要孙犁赶紧回去，说是为剧本的事。孙犁没回电话，也没太把这事往心里搁。

　　但只隔了一天，一辆吉普车进村。下来的是孙犁当时的顶头上司：组长。他告诉孙犁，现在各地都在搞“样板戏”，天津还没推出得力剧本。无奈之下，就想到了他。

　　这种事，孙犁并不感兴趣。可既然是上峰安排，第二天，孙犁就回到了天津。

　　这次创作“样板戏”，架势“扎”得很大，天津市管文教的女书记，也要找孙犁谈话。这位女书记，在延安时期，与孙犁比邻而居，彼此当然十分熟悉。

　　女书记问：那些样板戏，都看过吗？当时几部样板戏几乎独占戏剧、电影、美术等多方舞台，但孙犁却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书记问起，只好支支吾吾过去。书记希望孙犁帮忙参与，提高提高天津京剧团这个剧本，可是孙犁却回答：我没写过剧本。

　　亲自动笔

　　当天晚上，京剧团就安排革命京剧的试演，让孙犁等人去看。可孙犁看到的，既不像再现历史，又没有京剧传统。唱腔音乐，都极力模仿“样板戏”。场面上，五光十色，大轰大闹；唱腔设计高亢得凄厉，剧情冗长乏味，内容全然是政治口号的复制。

　　第二天开座谈会，孙犁认真地谈了自己的观感和修改意见。但原创人员认为，如果照孙犁意见来改，那等于否定了他们的成绩。一些所谓根正苗红的人，更不把孙犁放在眼里：刚受到批判的人，你算老几？

　　不久，京剧团就拿着现成的一台戏，到白洋淀地区去演出。孙犁也跟着一块下去。

　　但是，眼前的白洋淀，已不是孙犁笔下的“白洋淀”了。白洋淀一带人们的精神、生活，看去也很叫孙犁难受。但在一些场合，人们介绍孙犁时，还诚实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里抄来的。

　　孙犁的味道

　　在这样的情景下，孙犁决定亲自写脚本。剧名叫《莲花淀》，女主角叫“曹莲花”。“曹莲花”的身份，是一位抗日区长，孙犁将她描述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但同时，孙犁并没有将这个人物“高、大、全”起来。虽然是京剧，可孙犁还是创造性的写了几节合唱。在当时，孙犁这样的实验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出戏与当时的“样板戏”的很大区别，是在敌人———即日伪军的刻画上。孙犁设计了日军队长三木，伪军队长贾威等若干人物。正是这些人物的表现，使孙犁的脚本有了“孙犁”的味道。

　　当时各种艺术形式里，敌人的形象，无不穷凶极恶，从头坏到脚。但孙犁却让他笔下的伪军、日寇，有一些特别的内心表白。例如伪军贾六的一段唱：

　　“为人不要当伪军，每天伺候外国人。当汉奸最可怜，每月为的几块钱，主要是名声不好听，回家更是不好看，老婆孩子不待见。当汉奸如同作恶梦，遇见八路就要送命。”孙犁写出了一个伪军的内心世界，这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多见。

　　孙犁还为这个敌军头子设计了这样的内心念白：“（登舟，站立船头）自离三岛，很少看到水乡景色，见此碧水晴天，红霞白鹜，不免引动乡思，黯然神伤。离家已经六载，圣战终无了期，久别妻女，只能相见于睡梦之中。”

　　触景生情，引动乡思，这些人类常常共有的心理活动，此时却由一个敌寇嘴里说出，这在今天看来，自然完全可以接受，可在当时，各种艺术形式表现敌我之间的关系，或是“毫无瑕疵”，或是“一无是处”，哪能容这样的心理描写？

　　此外，孙犁剧本第一场，完全没有“正面人物”露面，只是日军队长三木和伪军队长贾威两人的一段唱。不是革命人物首先展露风采，而让敌人在前露面，这样的开场在当时绝无仅有。当然，孙犁的剧本没有被剧团采用。

　　（《中华读书报》11.9 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