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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致电中共。
一些论著认为，中共中央刚得知消息时，沉浸在欣喜若狂之中。实际上，中共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在得知消息的当天，就分别向正在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地的各兵团发出电报，对国共谈判工作、军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从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中共的主要意图是要审判蒋介石，并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组织抗日联军，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
从有关材料来看，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也不反对审蒋。张、杨在和中共的往来电报中，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西安事变是“革命”。负责看守蒋介石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曾回忆，张学良当时对蒋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杨等人的态度不无关系。
然而，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却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对此，不少人认为这一决定不是独自做出的，而是在此之前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依据目前档案文献，这种看法缺乏根据。
据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2月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的电报，是对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受电台设备、地形和气候等条件限制，中共未能及时译出这份电报。12月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国际来电如下”，告知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电的主要内容。
既然不是出自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致使中共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西安事变之初，全国上下大多是谴责张、杨的声音，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积极组织“讨逆军”。正如毛泽东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为阻止这种严峻局面，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蒋介石”，与之谈判，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讨伐西安、与红军联合抗日等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恩来和宋子文进行了接触。在宋子文、宋美龄等的协调下，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强硬立场，愿意谈判解决。
12月23日，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开始。对中共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做出了积极回应。因此，当天深夜周恩来致电中央:“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但第二天却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当谈判结果提交到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会上产生“激烈争论”。张、杨部下大部分人坚持“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应该履行部分条件”。面对众多要求谈判协议要有保证的意见，张学良答复：蒋介石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下命令执行谈判条件，南京国民政府不见得肯听。即使是命令生效了，蒋介石被释放后存心报复或反悔，仍是无法保证。“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但反对意见依然激烈，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个性犹豫不决，容易受蒋方左右，要进行“二次革命来反张”。受此影响，对蒋介石本来就心存顾虑的杨虎城也就动摇起来，与张学良“激烈争辩”，“非常不满地离开”。
得知此事的周恩来，深感如果不能说服张、杨中的一人，西安就可能发生分裂局面。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面见蒋介石，双方确认了谈判成果。谈判顺利结束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再次提出。蒋方要求蒋介石当天就走，并让周恩来劝说杨虎城。周恩来答应了蒋方的要求，并表示“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于是，当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光明日报》11.16 占善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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