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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阁参加首次核试验后归来
“天机不可泄露”1964年5月29日，当我在西苑机场观看国产“红旗一号”地空导弹发射试验时，碰巧遇见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看到我后，他先是有点愕然，继而高兴地说，“试验发射结束后，你随我去出差。”
“是，首长！”我顺口问了一句，“去哪个方向？”“天机不可泄露！”张副总长神秘一笑，说，“6月2日，你随我的专机走。”我心想，此事非同小可。
6月2日上午，张副总长将我叫进他的房间说：“我们国家要搞首次核试验了，你随我去做这件大事。”“这件事，知道的范围很小。中央领导只有政治局的7个常委、书记处的彭真同志和军委的3位老总知道。记住，一定要烂到肚子里边，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6月4日吃过早餐后，我们驱车去了金银滩的原子弹制造基地——××厂，看望干部职工。这座核工厂警卫森严，主要的制造车间都建在地下，或者用土山包掩盖起来，几十公里的厂区，蔚为大观。
这个工厂里的许多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挑选来的，工人多是七级、八级技工，政治上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历史查遍祖上三代，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中坚。
晚上散步时，我问张副总长，当年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是怎么回事？张爱萍感叹地说，中苏关系渐渐走向决裂，苏联撤走了专家，将新技术协定援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半拉子工程扔进了西部的大漠上。这一天恰好是1959年6月。二机部决定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把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定为“596”。
可是此时，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因为正值3年自然灾害，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觉得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原子弹的科研工作还是等经济好转了再上马，但是军队的几个老帅则主张，纵使困难再大也要上，这是关乎新中国命运和安危的大事情。于是“下马”与“上马”的争论摆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陈毅元帅的态度最坚决，说：“一天都不等，一天都不能停。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上来。”
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
定名“邱小姐”
8月24日早晨起床之后，张爱萍副总长将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李参谋，经请示总理，现任命你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等8个部门。由于高度保密，就连总参作战部的领导也不知道你担此要职，你就做一个无名英雄吧。
9月16日上午9时，中央专门委员会连续两天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围绕着试验时间、空爆、地爆和对外影响的情况，进行了讨论。
9月20日，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呈报毛泽东：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主席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为了保密，我们给了这次行动编了暗语。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大家同意，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将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连接火工品的电缆线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我写完后，当天晚上便送给了张爱萍，密码对照表上规定：正式爆炸的原子弹密语为邱小姐，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为住上房，原子弹插火工品，密码为梳辫子，气象的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公布蘑菇云照片
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以后，美苏两大国全知道了。他们在周边国家监视中国，设了许多地震仪，飘过去的放射性尘埃也收到了。一些资料证明，敌人用飞机从我沿海高空烟云中收取的放射性物质、从未裂变的剩余燃料与裂变碎片的数量比例，可能判断出爆炸效率和水平；从微尘中含有的铁和沙土元素，还可以判断出我爆炸方式。因此，中央专委决定可以公布蘑菇云照片。
自此，中国被美苏两霸核讹诈的时代过去了。(作者历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第二炮兵司令员)
（《原子弹日记》李旭阁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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