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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而且是教数学的。因为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谜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初中和高中一直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窝在一个地级市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化了，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缺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就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小商小贩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地是弱者……”
我问当年收现钱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
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两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鸡鸭鱼蛋肉，不同于卖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交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暴露了么？说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10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
二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就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那些公款出国的，大小是个官儿，哪一拨儿不住最高级的地方？更有的，多贵的外国酒也开几瓶，多宰人的外国饭店也非去会一餐！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不过那么造也造不了多少钱，是吧？最令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你们北京只要搞一处什么伟大建筑，就非得请外国佬设计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说那可贵呀！咱们那些出国招标的人却说，不谈钱的问题，钱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听听，是人话吗？那花的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上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即使表面看问题我们也收缴了一些老板大老板的税，可说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税钱上沾的还是干活儿的同胞的血汗。老板们挣钱只费心机，不流血汗！……”
我说北京的某些标识性建筑，请不请外国设计师往往也不是北京市政府决定得了的……他说他是听北京市的出租汽车司机们那么讲的。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才二十几套餐桌。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关系不错，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事先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不还，分明企图赖掉。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儿。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咧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就抓住他的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唧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念我们的好。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一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郁的样子。
三
“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儿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场。他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场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砖场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场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硬收能不能收上来呢？估计也能。但硬收那一定收得人家心里别扭，不服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场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场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后悔不？”
他说：“有什么可后悔的呀！不就是副科级嘛，一半芝麻粒似的个官儿！吵了还痛快了呢！谁图一时痛快就得付出代价，这叫事理。这点儿事理我是懂得的。当年不后悔，如今更看得开了。神马不是浮云？都是浮云！该来的好事儿，谁都挡不住。”
他笑了，满脸呈现大自信。
而我，由衷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可爱了。有时，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是可爱，以后才渐觉可敬。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又往往，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始终是可爱，至于可敬，猫在哪儿似的就是不出现。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如果是可敬，那么因他的三言两语，一个小动作，或一种表情，忽然的就会使我们觉得一个人也可爱了。
我对他的感觉便是如此。
由可爱到可敬，似铁树开花；由可敬到可爱，却似华丽转身。
他说，他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一向讲和谐。偶而露峥嵘，兴许一两年才露一次。但那通常是三五分钟内的事，脾气来得快，消得也快。消就是消了，绝不久搁在心里。
“以后当所长了，更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你认为哪种可能大些？……”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
这时，列车为了抢回在始发站误点的时间，提速了……
（《光明日报》1.6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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