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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
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鸿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常见的一个场景。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
不回故乡的无奈
过去的一年，梁鸿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却不愿意。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当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在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梁鸿感到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漫长的临时生活
梁鸿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里做工。梁鸿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有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寒酸。”梁鸿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
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梁鸿说，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和“暂住”中消耗掉了。
梁鸿打算回家过年，但她也觉得，家乡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
我们都没有了故乡
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有一天她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时间很难熬。她这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里的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本名李勇）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李勇每次回乡，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
“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著名学者熊培云是江西人，他列举在故乡的诸多变化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些古树被人连根挖走。
熊培云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这些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得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老人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期 刘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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