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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尚钺（1902~1982），原名宗武，河南罗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牢。1928年初，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经人介绍来到东北，进入毓文中学任教，成了时为中学生的金日成的语文老师。为了纪念尚钺，金日成生前写了《尚钺先生》一文。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
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了有关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今天成柱（金日成）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师给予帮助。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
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的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先生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一生做祖国和民众的真正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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