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觉得我的贺卡只献给大家名流，或至少是文化圈中人，其实不然。

    有人在现代文学馆里，看到我给冰心寄去的贺年卡，见到我问起：怎么每年还别有构思、各具特色？我只好老实回答：已经完全不记得画的是些什么了。

    十几年前，连续几年里，在年关将近时，我都会忙活几天，给亲友们绘制并寄出贺年卡。那些贺卡的回应大都让我心热。比如远在美国的朋友李黎、刘年龄都说我画得有灵气，甚至真诚地表示愿意在美国给我办个水彩画展览，她们知道，我这些小幅贺卡，是在比较大幅的水彩写生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王蒙、宗璞、邵燕祥也都夸赞。

    有一年，我给周汝昌先生画去的是“有谁曳杖过烟林”的意境，那诗句是曹雪芹挚友张宜泉的，周先生以仅0.01的目力，在灯光下用放大镜观赏良久后，给我复信说，那小画他十分欣赏，产生出帮我拿到报刊发表的冲动。

    有人可能觉得我的贺卡只献给大家名流，或至少是文化圈中人，其实不然。坦率地说，画贺卡最多的那几年，实际上我很不顺。以上举出的各位固然有名，但我给他们寄去手绘贺卡，是因为他们在我不顺时不仅不弃我，还给予我温暖。有的圈里人，本是很熟稔的，那时尽量不沾我，有一位处境始终良好者偶然遇到我，同情地说：“你是给搁到死角里了。”其实他的评估也不准确。我那时给《钟山》投去作品，化名鱼山，承蒙不弃，刊登出来，马上有读者指认：“什么鱼山，看起来不就是刘心武写的吗？”最后还是干脆现出真身。

    记得几年前丛维熙的公子小众从美国回来，陪维熙到我郊区的书房看我，他们父子发现，我有十分铁的村友，他们不仅可以给予我实际的照顾，更源源不断向我提供写作的素材，小众赞叹说：“刘叔地气足啊！”是的，这些年我在边缘越活越带劲，平民朋友多，地气饱满，绝对是个主要因素。村友三儿听我说了句“年年难过年年过”，便大巴掌往我肩上一拍：“刘叔，提起精气神来！咱们一块儿过年！”那年，他把我们全家请去他家，在他那村舍，大放炮仗礼花，又在除夕将至时带我到各处“散灯花”驱“年”麾下的“小鬼”。三儿媳妇更将精心打造的十字绣送给我们，三儿告诉我儿子，那上面的“竹报平安”四个字要读成五个字“个个报平安”。我如何回报三儿一家？就送了他一幅我画的温榆河水彩写生，权当贺卡，他很高兴。

    有幅画是我在天坛公园的水彩写生，画的是祈年殿，儿子建议叫《向年祈福》，我却想，不管生命如何走向衰老，不论今后还有什么坎坷，面对祈年殿，不是发出怯懦的祈祷声，而是自信地宣布：不畏年！

    （《文汇报》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