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数量首超农村。这一转变，也标志着乡土中国在人口、地理层面的逐步萎缩。作为当代中国乡村的记录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于这个“首超”，梁鸿作了如下阐述：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中国乡村的力量博弈，早已高下立现。在这样一个历史临界点，我们在为城市化鼓与呼的同时，可能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在消失的乡村。乡村，毕竟曾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样态和生态模型。

    我想，城市化的洪流也许不可阻挡。但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提醒我们，在之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确是被忽略了。今后我们的思维方向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调整：不要只想着如何以城市化模式改造农村，让农民成为城市人，也要考虑为什么农民不能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朝着工业文明的同质化方向发展？

    有学者说：“不城市化行不行？”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不是让历史的车轮倒转，而是一种新的融合，不再是用一种发展形态消灭另一种发展形态。很多人都有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你要说城市化太快不好，他就跳出来反驳：难道你不想让农民富裕吗？似乎农村就是落后、拖后腿的代名词。中国未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模式。

    我们需要重新思辨乡土中国里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内涵。乡土之于中国，是一个被动、受批判、愚昧、过时、待消灭的历史命题，还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

    我们重视乡土中国，不只是基于它在现代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发展纠结，更是思考我们的传统、文明方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关涉着我们的民族情感密码、道德模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普遍的单一化的发展模式里，如何逆流存在，保持自身特色，这就是“乡土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重大命题。这与当下中国正面临的发展转型的命题，其实不谋而合。

    （《解放日报》2.16 支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