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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菜地到社区
李昌旭51岁，搬到北京望京地区居住已有10多年。熟悉他的中国朋友，大都喜欢叫他“老李”，而忘记了他的韩国名字。
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1月底，散居在望京地区的外籍人口已经达到两万余人。其中，韩国籍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占该地区外籍总人口的80%以上。望京地区韩国人数量几乎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
在众多的韩国邻居中，老李的中国话算是最流利的。这不只因为他有语言天赋。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首尔大学人文学院念书时，专业就是中文。
当时，中文专业在韩国并不吃香。最强势的语言类专业要数英文。但老李没能考上，被“挤”去学了中文。
得知这一消息，同学拍着老李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你完了。”有人甚至帮他安排好了毕业后的营生：“卖炸酱面”。
老李也自觉前途暗淡：中文专业的8个名额没有招满，还有2个空缺。
他们都没能预料到后来的变化。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
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韩国企业工作的老李，也成了公司里的宝贝。老板担心他离开对总部影响太大，舍不得把他派去北京建立办事处。
但老李还是出发了。出发前，他向公司递交了一份辞呈。
可彼时的望京，却并未给老李多少惊喜。1992年，北京市政府才将望京地区纳入规划，随后，这一地区才开始从菜地逐步转变成了工地。
初到望京，老李目光所及，便是少数的几幢楼房，以及随处可见的工地。很多行车道还在修整之中，孩子们在上面奔跑、踢球。
但进入2000年，望京的面貌快速地焕然一新，成片社区楼房拔地而起。
“韩国城”景象
在知名的“望京韩国城”，几乎能找到任何正在韩国热销的商品。
在韩国人聚居区随意走走，会发现几乎每块招牌上都书写着中文、韩文两种语言。各色小店，经营着理发、化妆品买卖、便利店等生意。
见东方面孔的客人进门，韩国老板们往往首先来句：“阿尼哈撒哟。”察觉对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他们才立马换声：“你好。”
受欢迎的韩国商品很多。从韩剧到韩国服装，都在中国有不少拥趸，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
老李不大能琢磨出这种与韩国截然相反的现象。“在韩国人眼里，什么都是自己国家的好，满大街跑的都是现代。”他说。
有人不相信，瞪大眼睛抛出个问题：“一辆奔驰、一辆现代放一块儿，你要哪个？”
“现代”。老李说得斩钉截铁。
对于那些无法顾及国籍的商品，韩国人出手大方。比如蔬菜和房子。
临近韩国人聚居区的菜市场，虽是同样的蔬菜，价格却让普通的中国百姓绕道而行。
望京的房屋中介公司，为了吸引韩国客户，几乎全都配备了韩语翻译。他们总能以高出望京外同等住房几百、甚至上千的价格，为房子找到临时的韩国主人。
不只是居住在望京的中国人，包括老李，都开始抱怨韩国人正是这里物价高企的始作俑者。
一套普通的两居室，没有两三百万元人民币根本买下不来。这让老李至今买不起房。他与家人住在一套四居室里，每月房租9000多元。
即便是付出了如此高的价格，老李对房子所在的社区依然有耿耿于怀之处。
他不止一次地抱怨，小区物业公司请的保安的年纪太大。最令他“没有安全感”的是，有时，这位老大爷在上班时还爱喝点小酒。
老李还担心，小区里的监控摄像头数量不够。他希望，公共场合最好都在监控的范围内，不留死角。
从这一点上说，韩国遍布街头、社区、校园的监控，让老李有些怀念。在他的记忆里，韩国并非没发生过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靠着发达的监控网络，犯人通常不难被抓捕归案。
闲聊之中，老李的一些老友，颇为认可“多安摄像头”这一点。但他们很快便提醒这位韩国朋友：“关键是中国没有法律强制规定安呀！”
所以，老李至今不放心12岁的小女儿独自上学。
但更多时候，老李在望京过得非常自在：衣食无忧，周边环境安定。他在一家主营医疗器械的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朋友越来越多。
“韩国交朋友讲这个。”他右手握拳，拇指和食指快速摩擦作点钞状。相较之下，中国朋友更重情义，他说。
邻 居
不是所有在望京的韩国人，都能像老李一样，与中国邻居们几乎没有摩擦地生活着。
夜里醉酒的韩国人，往往是社区里不稳定的因素。他们有时会被投诉扰民，有时则可能飞起一脚，踢坏了小区车辆的后视镜。
从南湖派出所2009年到2011年的涉外警情统计来看，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韩国人醉酒闹事的现象。
但警方更为具体、深入的解读是，涉外治安案件在逐年下降，而纠纷求助类的警情有所增加。“这说明，一方面宣传起到了作用，加强了望京地区外籍居民的守法意识；另一方面，外籍居民正在逐步融入社区，但尚处磨合期。”
对于韩国人爱喝酒的传统，民警们表示理解：“毕竟韩国气候太寒冷了。”另外，他们也猜测，一些韩国人醉酒可能只是为了发泄工作、生活中的压力。
这种猜测来自于他们的观察：为了更好地工作，有的民警把家搬到社区里。大多数韩国人给民警的印象是彬彬有礼，常常“一连鞠几个躬”，就像那些韩国醉汉清醒后一样。
老李就怕看见韩国人醉酒后的疯狂模样。某天夜里，还真让他撞见了：几个醉酒的韩国人高声唱着歌在一家咖啡厅的墙边小便。
“腾”地一下，老李的脸就红了。
事后回忆起来，老李用一句韩国俗语形容：“躺着吐口水。吐的时候，你是过瘾了，可这口水最终会掉到你的脸上。”他说，“至于你叫什么名字，别人不会记得，他只记得你是韩国人。这话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样。”
在朋友，尤其是中国朋友们看来，老李说话虽然不见得中听，却都是大实话。他们在一起聊天时，免不了比较中韩两国人，但几乎从未发生过争执。
老李说，韩国人认真、拼搏，不仅在足球场上，工作上也是如此。
见中国朋友点头称是，老李便接着说，韩国人还爱干净，讲卫生。韩国的街道虽不比新加坡，但也是干干净净的。可中国人似乎就没那么讲究。
“死也要死在这里”
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境外人员如在华居留，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这项在中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规定，却让包括老李在内的韩国人都觉得别扭。
在韩国人的概念里，派出所只与打击犯罪相关，其他事务统统交由“洞(街道之意)办事处”负责。
但对老李而言，别扭归别扭，他还是自觉遵守中国的法律。
对抱怨登记繁琐的韩国人们，老李不厌其烦地强调“两个原则”：“第一，没人逼你来中国，你自己觉得有好处才来的；第二，到了中国，就要按中国的规矩办事，搞好关系。”
如今，他的妻子、两个女儿都定居中国，大女儿正在念大学，小女儿则还在读小学。老李曾经一不留神，就忽视了教大女儿韩语。结果，她现在虽然听得懂韩语，却在表达上结结巴巴。
老李觉得，这样也不坏，或许还能招个中国女婿。
至于天真的小女儿，老李觉得还是要双语教育，以免忘了本。因此，小姑娘现在两种语言都挺流利。
1997年7月1日，大女儿在左右脸蛋上各画了一面五星红旗，跟着幼儿园里的中国孩子蹦蹦跳跳地大喊：“香港回归喽！香港回归喽！”
得知此事的老李觉得有意思：“香港回归竟让韩国小丫头这么兴奋。”
二十多年来，望京变成一个让老李再亲切不过的样子了。这里已经被老李认定为第二故乡。他有时感慨，“梦里不知身是客”。
老李的生意也并非一番风顺。欧债危机就给他的事业造成重创。可是，再大的浪潮，也卷不走他了。来望京后的某日，当着一大家子人，头发花白的老李像是宣誓一般，说：“死也要死在这里。”
(《法治周末》2.23 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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