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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提篮桥监狱，现在已是规划中北外滩的发展地块。随着周边居民和外来人员越来越多，警戒隔离空间狭小，安全管理隐患凸显。日前，上海部分市人大代表提出:搬迁提篮桥监狱，让“功能孤岛”腾笼换鸟。
作为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监狱，这里曾上演过一场保卫战……
远东第一大监狱
上海开埠辟租界后，帝国主义大肆逮捕我爱国志士，原来各捕房的监舍已人满为患。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总监向董事会提出建造新监狱的方案。1903年5月18日，新建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德路西牢，即市民称谓的“提篮桥外国牢监”交付启用。其占地60.4亩，牢房4000多间，每间面积绝大多数为3.3至3.6平方米。其中西人监还有140余间专押外国籍犯的单人监室，每间面积8平方米。
由于华德路监狱建筑精良、规模宏大，所以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
在这所监狱里，中国囚犯每天只给吃两餐，每餐主食是掺砂子的黄糙米6两（16两制），副食是咸菜、萝卜干、烂菜皮，难得吃一次臭咸鱼、下脚肉。监狱还制订了严厉的“监规”，动辄就被上脚镣手铐，关黑牢、笞刑、吃“冷水饭”等。与对华籍囚犯采取惨无人道的百般虐待不同，欧美等白色人种的囚犯则享受“优惠待遇”，住的是宽敞明亮的专门监房，卫生设备齐全，1人1间，一天3餐，由小厨房专门烹饪，每餐1菜1汤，半斤面包，外加一个水果，每周还供应两次甜食。
十万火急的移押令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中共地下党支部在监狱中成立。早在1941年，中共地下党员刘继霖，在监狱的看守中发展了第一名党员赵英盛，至此，被敌人严密控制的监狱里播下了革命种子。至1949年春，监狱党支部已有24名党员，整个监狱除人事室外，各课、股、室以及警卫班，都有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开展狱中斗争。
1949年3月，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孔祥霖眼看国民党败局已定，便向司法行政部呈文请示，提议将狱中的特种刑事犯（主要是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逮捕入狱的“政治犯”），全部转押到台湾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不久，司法行政部下达了将狱中全部特种刑事犯秘密押解到浙江舟山或福建厦门的批文。
中共地下市委接到监狱地下党支部报告后，初步商定先与在市郊活动的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同时布置监狱地下党支部，一旦得悉敌人要集体屠杀狱中同志，就争取把囚车司机和押送人员，调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待囚车离开监狱，便直驶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若敌人以个别提押枪杀监中同志，设想先搞一辆军车，然后在监狱地下党配合下，以转押“政治犯”为名，把狱中同志用汽车劫出监狱。
营救狱中革命志士
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国民党政府陷入一片混乱。5月1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突然下达密令，要求尽快将政治犯押往吴淞蕰藻浜附近，秘密枪杀。
5月23日，市委针对敌人很可能随时对狱中同志下手的危急情况，又作了紧急部署，决定改变原来的劫狱计划，立即组织监狱地下党和外围积极分子，以“保护监狱安全”为名，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控制监狱各要害部门，保护狱中同志安全。
5月24日上午，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委员苗雁群向监狱党支部传达了市委决定后，一场夺取枪支的战斗在上海监狱打响。上午8时左右，赵英盛带领地下党员在枪间门口集合，并发给每人一块红布条作标志。他们先向主管枪间的看守警王庆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接着要他打开枪间发枪。王庆云听后不敢作主，要请示警备课长霍春生后再定。霍春生来后，开始不同意发枪，在场的地下党同志不断宣传政策、施加压力，并规劝：“外面战势这么紧，工厂、学校早已组织护厂护校，我们这么大的监狱不发枪保护，万一发生犯人暴动，你担当得起吗！”霍春生被迫同意发枪。
早已等候在枪间门口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拿到枪支后，按照赵英盛事先的布置迅速占领了监狱各制高点、岗楼，控制了监狱的电话总机、档案室等要害部门。他们在当时监狱四周还是敌特遍布的险恶环境中，坚持斗争三昼夜，终于在5月27日迎来了人民解放军，从而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对上海监狱的反动统治，完整地保护了这个远东最大监狱的全部设施。
（《新民晚报》3.4 黄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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