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城市的改名易称，大多因为汉字的避讳。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为避隋炀帝杨广之“广”字，一下子就改掉几十个城市之名，其中广州改为番州，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等。

    如果说杨广只避一个“广”字，唐德宗李适避讳就宽多了，他不但避讳“适”，连像“适”的“括”字也不放过。《闻见后录》卷二六云：“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

    那时，不但避皇上的讳、名人的讳，还避恶人的讳，也就是我们说的“憎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小人安禄山，把当时有“安”字的城市名一律改掉。据《举例》卷二记载，他把当时的安康改为汉阴，同安县改为桐城，宝安县改为东莞等。

    有的不但改原字，连同音字也一律改掉。三国孙权之太子名和，不但避讳“和”字，还避讳同音字“禾”，《三国志·吴主传二》云：“（赤乌）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

    （《人民日报·海外版》3.10 刘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