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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曾维康数年来深入江汉平原的一个村落，采访26位乡民，以口述实录形式报告当下农民的“原生态”。这些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现状、农民的困惑。
本期刊出的即为其中一篇，希望为读者了解真实的乡土中国打开一扇窗。
徐立人，41岁，原湖北省荆州市平原镇平凡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就面对村委会巨大的财政窟窿。2009年底，镇政府再次要求他借钱结清提留（“提留”在当地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指农户上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费用总和）账，他因不堪忍受压力，被迫辞职。为躲避债权人的纠缠，2009年11月前往长沙打工。
引子
2009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正赶上雨雪天气，因为村子里全都是泥巴路，这可苦了平凡村的老百姓。每到这个时候，村民的心情格外不好，心情一不好就开始骂人，骂村干部，骂他们连路都不修一条之类的脏话。我听得多了，不免好奇起来，所以我决定去采访一下时任平凡村党支部书记的徐立人。那天，徐书记跟我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在他看来别人都不能理解的困难。
2009年11月，我突然接到了徐书记打来的电话，“小曾，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以下是他的口述：
决裂：没有“票子”，只有交“帽子”
我是2009年10月16日来长沙的。
在前一天，也就是10月15日，镇领导曾把我约到镇党委办公室谈话，要我结清2009年的账。2009年镇里摊派到村里的资金任务是6万多，还有乡管理区的生活费，镇里其它各部门的，加起来也有七八万块钱。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你来，就是两句话，“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
当时我听起来就不是滋味。我当了4年村支部书记，前3年都结了账，就今年没结账，他们就说这样的话？我气不过，就把“帽子”交了。他们还要我写辞职报告，接着又要我写保证书，保证我不做书记之后，要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不乱讲话，不搞鬼。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长沙。上了车快动身的时候，我心里不舒服，快掉泪的样子。我跟他们招呼都没有打，我想，“还有什么意思，竟然搞到这个地步了。”
我是2005年开始在村里当书记的。刚开始做书记的时候，虽然村里也差了一些债，但是基本上转得活。
村里的资金要是转不活，我们的工作就不好搞。沿海的一些农村，经济发达，还有村办企业，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你看我们这里，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路没路，要钱没钱，连村委会的日常开支都没钱。
就中国大多数农村而言，村级财政收入主要是三块：一块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政府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一块是集体资产的盈利，最后一块是农民上交的提留。
但是有些农户不交提留，有的说没有钱，有的说不应该交，还有的是因为村里以前差农户的钱，没有结清，所以这部分人也不交。不交也没有办法，你总不能把他抓起来打。
开支就不得了。交给镇政府、镇血防站、镇计生站等部门的费用，七七八八，有一大堆。还有我们自己的开支，上面下来检查工作要接待，总之有很多。我把2007年的账算给你看一下（见表）。
你看，我们一年21万多的收入还不够一年的开支，还差8万块钱！差钱怎么办？还不是找银行、手头上宽裕一点的农户去借？反正老是从这里借一点钱了就还给那里，简单说就是“恶性循环”：每年村财政要赤字，赤字就要借款，借款就有债务，有债就要还，没钱还怎么办？还是要借！借了之后又有新债。我想了一下，除非国家拿钱出来补这个窟窿。
村里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修路，这就是原因。我拿什么去修路？我忙镇政府每年下达给我们的提留款和债主找我们还钱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去搞发展？
2008年4、5月的时候，农户从电视上看到国家严格要求地方政府将三补资金发放到位（即减免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如果不发的话，可以举报。那天晚上，我刚从田里回来，和我老婆在家里吃饭，突然就有人在外面喊我，我出去一看，三四十个农户堵在我的门口。他们是来找我要本子的，就是“三补资金”的返款本子（即存折，农民凭存折和密码可领取三补资金）。我说，这个我说了不算，我要请示镇领导。一听这个，后面就有人往我家的窗户上扔石子，还骂我，威胁我，“你不发本子，老子就打死你！”当时我就给镇里打电话，他们说发了算了。后来我就发给他们了。
按照国家政策，这是应该发的，为什么不发呢？因为一发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再去找他们收提留款，就更难了。以前不发本子的时候，如果一亩田要收90块钱的提留，国家每亩田补贴60块钱，那我们就直接扣下来，再找每个农户收30块钱。现在的情况是，你把本子发给他们了，你再找他收90块钱，他不会交给你。
一方面，你从农户那里收不到钱。其实农户不交，有他们不交的道理，现在镇政府下达的好多款项我觉得都是不合法的。
另一方面，镇政府照样每年把提留任务摊派给你。2008年镇政府给我们下达的资金任务8万零300元，但是我们从农户手上收了只有3万块钱。哪里有钱跟镇政府结账呢？
我们平原镇，好多钱都没有给村里结，我觉得镇里就不应该再找村里要钱了。比如说2007年的转移支付，上级拨给平凡村的是35798块钱。这是给村里搞开支的，比如办公费用、干部的工资等等。但这笔钱根本没有发给村里，直接被上面抵扣了。上面说，公益事业费扣去2万；计划生育工作不到位扣去罚款2000多块；殡葬改革工作不到位扣去罚款6000多块；最后还剩下5000多块全部用于偿还历年款。你既然把村里的转移支付都扣掉了，你可以拿这些钱去用，你怎么还找村里要呢？
镇里干部数量多，要吃要用，镇里又没有大型企业，也就没有税收来源和资金来源，他们就只好往村里摊派。
后来镇上把我们叫去开会，散会之后把那些还没有交款的支部书记留下来，要我们一个一个表态，不表态就不准走。轮到我的时候，领导问我，“月底能不能结账？”
我说，“尽量想办法。”
领导嫌我表态不够硬，“这是个什么说法？说个具体时间！”
我没有作声。领导看我没有作声，就开始发脾气，“你没能力干脆就不要干这个，等有能力的人上来搞！”
我一听，就气得不得了。反正我也不想干了，你们把我撤职算了。
后来一个领导走上来跟我说，“你还是下去想想办法，现在没有几个村没结账了，前面那几个村的书记表态都表得蛮好，都来准备结账的，你还是争取在月底之前把账结了！”
后来我答应了，就天天跑出去想办法借钱。你不知道，借钱很麻烦，要找担保人，还要给人买水果，请人吃饭，每个月还有1.5%的利息。所以越没钱开支越大。这次我一共借了8万块钱，跟镇上把账结了。后来没有钱还，我的担保人跟债主还吵起来了，我的心里蛮过意不去。
2008年是我借钱最多的一年。
我到镇上去结账的时候，跟他们讲，明年的“三补资金”你们要是继续发到农户手里的话，我的这些钱就没办法还了。他们答应得好，“今年没有交提留的农户，明年我们就在他们的粮补资金上扣！”他们这样答应我了，我才跟他们结账的。
哪想到了2009年，三补资金还是发到农户手里去了。上面的领导也怕农民起来上访。发了之后，他们又逼我借款结账。你说我还结不结，我又不是一头猪！我后来跟他们吵了一架，到长沙去了。
虽说我做支部书记，安排了一个管财务的，但是我从来不要求别人帮我去借钱，都是以我自己的名义去借钱，自己想办法结账，这20多万元的债都是我一个人在顶着的。
我来长沙之前理了一个账，一共还差别人13万块钱。2009年腊月我去上访，讨了2万还给别人了，现在还差11万。
上访：把该给我的钱给我，我要还债
我到长沙待了一个多月，就回来过年。我是腊月二十回的家，腊月二十一就跑去找镇领导，要求他们把这几年截留平凡村的转移支付给我，我要拿去还债。因为我一回去债主就找上门来找我要钱，你说我还怎么敢在家里待？
我们村每年的转移支付都有3到4万块钱，我只找他们要2009年一年的转移支付，4万块钱，给我去还债。这些钱很急，我要还给别人。他们说，好，我们研究一下。结果一推就推到腊月二十八，都快过年了！
腊月二十八，我跑到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找他帮我解决问题。他给我这么一句话：“我们镇里不差你的钱，我本人也不差你的钱，你凭什么来找我要钱？”
我说，“书记，您是不差我的钱，但是我经手借的钱都是和镇里结账了的，我没用一分钱。这几年上面拨给平凡村的转移支付你们跟村里兑现了没有，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截留，为什么不跟村里结账？你们是怎么落实的政策？如果不解决，我就到县里去上访。”
当时书记就给分管财经的徐副镇长打了个电话，要我去找他解决。我找到徐镇长，徐镇长说，“没有”。
我说，“好，没有的话我就找上面去解决。”
徐镇长说，“你到省里找都可以。”
我当时气不过，搭车到县城去了。我找到县信访办，有个人说，“要过年了，有什么问题到明年再来反映。”
我说，“正是因为年过不下去了，才来找你们的。”
他说，“我们基本上放假了。”
我就搭车到市里。市长和市委书记出门去春节慰问了。结果我找到市信访办，信访办的服务人员问我是哪里人，有什么情况，然后给了我一张纸，让我把反映的问题写在上面。
他们把我写的东西看了一遍，问我，这是真的吗？我说你可以调查。我是一名基层支部书记，被撤职的支部书记，如果我说假话，我来这里做什么呢？后来他们跟县里打了电话，让我明天到县里去解决。
那一整天我饭都没吃。怎么吃得下去啊！
第二天早上我8点钟起了床，就站在县委大门口等。等到9点钟，拦住了县委书记的小车。书记问我，“你是哪个镇的？”
我说，“我是平原镇平凡村的，这几年做支部书记经手借了一些钱，一些债主在家里讨债，我不敢回去，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解决。我只想问一下，转移支付要不要跟村里结账？”
书记说，“要结账啊！”
我说，“在我们平原镇，这几年镇里都没有跟村里结转移支付的账。现在村里的形势不好，找老百姓收不到钱，上面账要结，你把这个账一扣，村里还怎么过日子？”
书记说，“是不是真的没跟你们结账？”
我说，“这时候谁还说假话，这是要经过调查的。我说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平原镇的干部。”
书记说，“这件事我来安排一名副书记帮你解决。”
过了一会，一名姓宋的副书记把我引到办公室，他给平原镇党委书记打了个电话。然后平原镇的党委书记跟镇长、管财经的书记，还有管理区的书记，一共来了5个人。我说的是让他们带4万块钱来。结果镇领导给我做工作，说先给你2万块钱，等明年春天大场村那边搞开发，我们再从那里面挪2万块钱给你。我心软，就同意了。过完年我到长沙打工之后，打电话回来问大场那边有没有搞开发，他们说没有。
你说我该怎么办？
村里的工作不好做，村干部也不好当。要想把平凡村建设好，只有向上争取项目，在村里搞开发，看能不能好一点。说到底，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偏僻了，地理条件不好。要把这些项目搞到我们村里来，除非找到硬关系。每年县里、镇里都有项目，但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都是顺着公路在搞。
（《文汇报》3.20 徐立人口述 曾维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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