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投向各处，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准备离京回乡，临行前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

　　当时鲁迅在文坛赫赫有名，因此也常常有些无聊的人写信骚扰，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鲁迅见状起了疑心，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也频又慕名来拜访鲁迅。到了鲁迅寓所，胡也频便先将名片投了进去，谁知鲁迅一见勃然大怒。原来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也同样生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后来，与鲁迅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这才涣然冰释。

　　虽然鲁迅知道自己冤枉了沈从文，却一句也没有提到对沈从文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于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其见面。

　　（《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王凯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