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贡献是于乱世、乱政、乱象之中在人的心灵深处开发出了一块恬静的心田。

    陶渊明，一个逝去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古人仍然引起现代人的广泛共鸣，这是为什么呢？

    人生在世有三样东西绕不过去。一是谁能没有挫折坎坷；二是任你有多少辉煌也要消失；三是人总要死去。与这三样东西相对应的心境是灰心、失落与恐惧。怎样克服人精神上的消极面，让每一天都过得快活一些？历来不知有多少思想家在做着不尽的探索。

    你看，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生活并没有到了谷底，甚至还有几分殷实小康，但还在没完没了地嫉妒、哭穷、诉苦、牢骚；有的人已身居高位，还在贪婪、虚荣、邀功；有的人已退出官场，还在回头、恋权、恋名，苦心安排身后事。

    陶渊明官也做过，民也当过；富也富过，穷也穷过；也曾顺利，也曾坎坷，但那些毛病他一点也没有，他学儒、学道、学佛，而求静、求真、求我，从思想到实践较好地回答了人生修养这个难题。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他虽做过几次官，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回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为避战乱他曾两次逃难，仇家一把火又将他可怜的家产烧了个精光。但在他的诗文中却找不到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式的哀叹，反倒常是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回归，回归自然、回归自我，不为权、财、名、苦所累，永葆一颗平常心。他为官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丢人格；穷困时安贫知足，不发牢骚，不和自己过不去，也就是《桃花源记》里说的“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陶渊明为什么不像白居易那样去写《卖炭翁》，不像陆游那样去写“铁马秋风大散关”，不像辛弃疾那样“把栏杆拍遍”，陶所处的时代没有辛弃疾、岳飞那样尖锐的民族矛盾，他也未能像魏征、范仲淹那样身处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存在决定意识，各人有各人的历史定位。陶渊明的背景就是一个“乱”字，世乱如倾，政乱如粥，心乱如麻。他的贡献是于乱世、乱政、乱象之中在人的心灵深处开发出了一块恬静的心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也不是没有做过官，但他不把做官当饭吃，他把人格看得比政治要重，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看人的脸色。政治生活一旦妨碍了他的人性自由，就宁可回家。他高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何等痛快。朱熹评陶渊明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他岂但只高于晋宋人物，也远高于现代许多跑官要官、贪财受贿、争权夺利之人。

    （《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梁衡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