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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能在书桌前哪怕枯坐一小时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是我进入晚境病魔缠身后最深的体会。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是我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小学生课桌：黑颜色，桌面可向上翻起，我每天坐在这张桌前做功课。
13岁那年，父亲因脑溢血突发，永远离开了我们，我随母亲从杭州来到上海，与弟妹一起寄居在姑父母在石门一路的豪宅里。那时我人小，住的房间也小，用的书桌是姑母用过的一只半新不旧的西式梳妆台，竖立的镜子已被卸掉，几只抽屉正好可以容纳当时我的课本和练习簿。
1941年进大学，住的房间由小变大，书桌也换成一张正宗的红木写字台。
1950年，豪宅被政府征用，我迁入香山路一个法式公寓。当时我在豪宅所住房间的家具是可以全部带走的，但我只选择了其中一样，就是那张我已经使用了整整十年，对之有深厚感情的红木写字台。下一年，我任职的美国影片公司驻上海公司宣告解散，我就坐在它前面开始我的单干翻译生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翻译了好几部苏联小说。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我和妻子也难逃一劫，我们被迫从一楼搬到三楼，与另一户人家合住，居住面积缩小了一半。书房很小，大红木写字台实在放不下，只得把它以低得不能想象的价格卖给旧货店。由于“文革”期间文化界一片荒漠，翻译工作全部停顿，书桌对我已不再是个大问题，偶然要动笔写点什么，就在原来人家留下的一块裁衣用的铺板上将就一下，十年光阴就这么白白流逝了。
“四人帮”打倒后，我的翻译工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书桌就成为当务之急。由于那块裁衣用的铺板面积大，放得下我翻译用的各种辞典、书籍、稿纸，暂时把它当书桌用一下倒也合适。不料，这一用就是十多年。在我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校订的16部西方学术名著中，最重要的几种，都是在这样一张不成其为书桌的书桌上完成的。
1989年，为了妻子上班便利，我们老两口迁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宿舍，房子更小，只有一室一厅，书房就设在狭窄得转不过身来的阳台里，书桌当然也小得可怜，是最最简陋单薄、只有当中一个大抽屉的那种，稍一不慎，桌上的东西就会碰落地上。但就是在这样捉襟见肘的环境里，我照样笔耕不辍。
本世纪初，我们老两口终于迁进一套比较称心如意的房子，书房宽敞明亮，书桌也用上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造型优美、做工考究、中看中用的新式大书桌。但是天不遂人愿，在绞尽脑汁为商务译出最后一部70万字的法律著作后，我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在脑疾、腿疾、眼疾三面夹击下，我万般无奈地放下手中那支已握了大半个世纪的笔，与我视若第二生命的翻译事业彻底告别。我成了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室内老人”。
但是书桌对于一个文化人实在太重要了，离开书桌，就等于婴儿离开母亲的乳头，花儿离开温暖的太阳。黄宗江在85岁时撰文说他在此岸尚有一段未了情，就是还想与话剧界诸老友合演一出契诃夫的独幕剧《天鹅之歌》（此剧叙述一老演员午夜走上空无一人的舞台，由老友提词朗诵莎士比亚，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冷清相映照，立意悲凉深切）。89岁的我在此岸也有一段未了情，就是我在新书桌前还没有坐够，还想多坐些时日，多享受一点书桌带给我的快乐。
（《文汇报》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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