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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署，实行的是“零容忍”，不管金额大小，只要是贪污，就要一查到底。
“官商勾结”的“新地案”
“在民间进行反贪污，不是高调的事，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亦是理所当然的事，就是最高的境界。”
这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34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1978年，先后曾在多个关键部门任职的许仕仁被借调廉政公署（ICAC），与第一任廉政专员姬达共事。在此期间，他担任社会关系处助理处长，并为反贪电视剧《ICAC》当监制，而该剧由许鞍华执导，参与幕后制作的更包括金庸、倪匡和纪文凤等。
不过，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有可能刷新反贪宣传片的落马官员纪录。今年3月29日清晨7时，64岁的许仕仁在铜锣湾礼顿山豪宅中被廉署工作人员从睡梦中请回总部“喝咖啡”。同时被拘捕的，还有当地第二大富豪郭炳江及郭炳联两兄弟。据廉署消息，这宗刑事案涉及严重的“官商勾结”。早在2008年，廉署已经暗中展开调查，并成立特别侦查小组，矛头直指许仕仁出任政务司司长时掌管的西九项目。当时正是许辞官后数月，廉署接获举报，怀疑有人涉利益冲突，经连串调查掌握了重要线索。
2003年，许仕仁离开政府岗位，自组顾问公司，为“新地”提供经济及政治意见。差不多同一时期，“新地”与“长实”两大地产商合组公司“活力星”，以单一招标方式角逐西九龙文娱艺术发展区，但被社会认为有明益某地产商之嫌，引起激烈反对。
2005年至2007年，许仕仁任政务司司长，接手主理西九房屋和土地项目，一度提出折中方案，推动项目进行。他建议中标财团分拆一半商住项目的发展权，以及注资三百亿港元营运文化设施，此事被指有利益输送关系。许最后以没有发展商接纳政府提出的修订为由，宣布结束西九的邀请发展程序，将一切推倒重来。
据有关消息指，“新地”还有多个发展项目怀疑与许仕仁有关。
“官商勾结”是此案最大的焦点。自去年开始，香港“官商勾结”的事情披露得越来越多。有评论称，廉政公署这次采取这么大的行动，表明它在整个香港社会里面，还是起到比较重要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唤起市民对香港制度的信心。
执法系统黑社会化
香港市民对廉政公署的信心正是始于许仕仁服务廉署的上世纪70年代。历史上，正是出于对打击政府贪官的需要才催生了ICAC。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当时人口骤增，制造业蓬勃发展，经济增长一日千里。然而，由于人口不断膨胀，社会资源并不能应付实际需要，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获取应得的服务，被迫使用“走后门”的方法。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市民不仅耳熟能详，甚至默认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候，贪污问题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病人家属要“打赏”医院的工友，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其他诸如轮候公屋、申请入学等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更绝的是，在救火这样十万火急的事情上，当年的消防人员也有行规：“有水有水，无水无水。”前一个“水”是俗语，指“钱”。
执法者成为贪污领头羊，执法系统黑社会化，是当年香港腐败的一大特征。
1973年，总警司葛柏东窗事发。葛柏被调查时，已经是香港警方的总警司，在香港警方的地位，仅次于警务处正副处长。此人被发现有与收入不符的巨额财产，怀疑是贪污所得。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这位总警司凭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绕过入境事务处的检查，成功登机潜逃返英。
经过廉署人员努力，逃离香港一年半之久的葛柏，终于在1975年1月7日被押解返港，并于2月17日在维多利亚法院接受审讯。虽然葛柏最终只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入狱4年，交回2万5千港元的贿款，但是成功地将贪官葛柏绳之于法，打破了社会上部分人士批评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为廉署赢得了市民的首度肯定和信任。
廉署之所以能有效地处理政府官员的贪污罪行，主要归因于它的独立性。
葛柏潜逃后，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受命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该事件。百里渠爵士之后发表了两份调查报告，在第二份调查报告内，他指出：“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这一想法迅速被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接纳，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宣布成立。
作为专责打击贪污的独立执法机构，廉署仅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的最高官员“廉政专员”也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廉署专员有完全的人事权，署内职员采用聘用制，不在公务员之列。另外，廉署也有财政和办案方面的独立性。正是这些独立性，赋予了廉署放开拳脚、专注反贪的可能。
曲折缉捕律政高官
1989年至1992年的律政高官受贿案，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案。这位名为胡礼达的官员，被喻为律政署“四大天王”之一。胡礼达作为律政署商业罪案检控组之首，也曾兼任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之职，处理过的商业大案不计其数。因此东窗事发之时，震动了整个司法界，公众也为之哗然。
1989年8月，廉署接到线人“苹果”的情报，继而展开了代号为“耶路撒冷”的调查行动。调查不久，廉署已发现这名年薪约为50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单在1986年至1987年间，财富增长就超过了百万港元。
据胡礼达事后交代，一切其实都是自己在新西兰的一个果园引起的。他在1981年买下这座果园，没想到投资失利，陷入了资金困境，最终因债台高筑堕入了贪污陷阱。
廉署随后向律政司申请勒令胡礼达停职受查，并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14条要求他于28天内解释财富来源。对此，胡礼达要求延长解释期至56天，随后在没有提交合理解释前就弃保潜逃了。廉署于1989年12月29日深夜发出通缉令。案件亦正式曝光。
这位精通法律的前律政官员，本来看准香港与菲律宾政府没有引渡协议，匿藏于马尼拉，准备伺机潜返新西兰，不料因为使用假护照，被菲律宾缉捕并于次年3月遣送回港，接受审讯，获重判。当时出任首席按察司的杨铁梁认为，此案继葛柏案后，再次证明了政府打击贪污和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而廉署人员突破重重障碍，成功地把前律政官员缉捕归案，也再一次给反贪史添上漂亮的一笔。
1998年，政府印务局局长马逸志，一名英国人，已经是首长级高官，为香港政府服务了几十年，月薪有十几万港币。此人平日爱好艺术，快退休时，想出版自己的画集，熟识的印刷商资助他一些纸张，价值3万港币，结果事情被廉署调查，后来法庭认定他未经许可收受利益，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判处罚款，此外，近百万港币的退休长俸也被取消。
2004年1月5日，法院对歌星陈奕迅父亲、房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贪污案作出宣判，处以7年监禁，所收600万元保证金充公，并且要交还260万元贿款。这在香港30多年来判处的贪污案中，属于第二重判罚，仅次于前律政署高官胡礼达。
据参与调查的廉署人员称，陈裘大属D1首长级第一级，与70年代贪污总警司葛柏同级。比陈裘大高级的贪官有1990年被捕的律政署副检控专员胡礼达（D3），及1998年被捕的印务局局长马逸志（D5），但陈裘大抵触《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即收受利益后向他人提供优待，案情较为严重。
香港廉署，实行的是“零容忍”，不管金额大小，只要是贪污，就要一查到底。
近40年过去了，今日的香港政府部门已然洗去贪污贿赂重灾区的老形象。据香港廉署官网统计，2011年贪污投诉中，政府部门的投诉不到28%，警队的投诉仅占8%。而国际著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1世界廉政指数中，香港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而香港的成功，除了法治、税制等原因，首要因素就是廉洁的政府。
(《羊城晚报》4.14 朱绍杰 吴伟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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