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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长期活动在北方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被捕。李大钊被捕，是其学生和秘书李渤海出卖的。
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警察署的侦探当场拘捕。严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李大钊的藏匿之处。
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20人，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绞刑。
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而正常的绞刑只需二十分钟。至于绞刑为何拖了如此长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延长李大钊临死前的痛苦，也有人认为执行时间的延长很有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引起的。绞刑刑具运到中国来的时间并不长，刽子手操作不熟练，执行中很可能发生机械故障。
李大钊等人被绞死后，军阀政府假惺惺地表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对每一位殉难者都进行了装殓，由政府出资每人给了一口棺材。给别人的棺材价值40元，唯独对李大钊格外“优待”，他的棺材据说花费了70元。
然而，李大钊夫人决定不用政府提供的棺材。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募捐，重新装殓了李大钊。
这位共产党领袖牺牲后，由于平生没有留下积蓄，工资收入大部分赞助了他所追求的事业，因此家属的赡养成了大问题。除了生前好友的捐款和接济，北京大学发放的抚恤金成了李夫人及其4个孩子的重要经济来源。
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为李大钊的公葬和遗属赡养发起了募捐。曾经的北京大学同仁蔡元培、马叙伦、许德珩等以及李大钊的生前好友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李家捐款达六百余元。在灵枢整整停了六年之后，李大钊被安葬在北平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
李大钊出殡的时候，送葬队伍越聚越多，以致“车辆拥挤，不能通行”。共产党北方地下组织送来了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当时不敢明摆，仿照六朝墓志的办法，将碑埋在了墓内。
（《红色账簿》马祥林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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