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我爹爹朱德是一位军人，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他与原配夫人肖菊芳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她15岁就参加革命，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后，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
贺龙“逼婚”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8年，朱琦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不能打仗了，遂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调查，调查完组织找到了我。我说：“我现在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天天动员谈话，这是交给他的任务。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了婚。
中南海的“困难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让你去哪就去哪，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又辛苦。“文革”前夕，朱琦当上了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的大儿子朱援朝降生了。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朱和平又出生了。两个孩子都被送到了北京。此外，爹爹为替家乡的兄弟分忧，决定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小儿子被执行死刑
“文革”中，朱琦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朱琦病逝，当时，他只有50多岁。
1988年12月底，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我一个人在天津，5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我打了个报告，1996年才调到北京。
1983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我的小儿子国华就以“流氓罪”被枪决了，出事时才25岁，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
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
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朱国华并没有死。但我并没有见过，没见过也不会相信。30年已去，死不死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15期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采写)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