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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虽然吃过洋面包，在英国生活过七年，但他永远不忘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1979年，我们夫妇到萧乾家作客时，萧乾还住在天坛旁边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虽说是三居室，但很逼仄。在读研究生的大儿子铁柱，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在公交公司当售票员的女儿小荔，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为了接待我们，特意安排爱画画的幼子小桐，与同学一起去四川峨嵋山写生，把小房间腾给我们住宿。
1980年后，萧乾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文化组副组长，1986年，又被国务院聘任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就在那一年，我们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赠书《搬家记》。
《搬家记》为纪念难忘的1957年而作，从1949年他辞去英国剑桥大学终身教授之聘，回到北京，重新“服水土”写起，在大酱园（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大院）里安家；1957年后，劳动改造以农场为家；回城以后，搬出“大酱园”，另筑避风港；到“文革”，又没家了。随着运动的起起伏伏，不断折腾，不断搬家。家，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到1979年，“终于又有了家”，那就是我们曾小住过的那幢居民楼。
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林海音、龙应台等不断来访，当他们看到萧乾住在这么个简陋的地方，莫不为之惊叹。
1983年，萧乾一家搬迁到了朝内大街一幢条件较好的高层住宅。他们夫妇俩有了各自的书房，不用再为家中只有一张书桌而犯愁了。正如萧乾在一篇散文中说：“一对老人，两个车间”，在各自的“车间”里，干各自的工作。老两口的生活很简单，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有一个小保姆帮助料理家务。
萧乾的新居虽已改善了不少，但按他的职级和社会地位，可以住得更好一些，领导上曾三次安排他换个更大的地方，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萧乾虽然吃过洋面包，在英国生活过七年，但他永远不忘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父亲是个看东直门的蒙古族穷老头。他在《誓言》一文中说：“年轻骑车时我有个习惯，在马路上喜欢盯住一个对象，使劲追上他，并且跟他保持同步或超过他。在工作上，我也喜欢在心里树立个标兵，把他作为楷模。然而在生活水准上，我总记住要向下看，这是明摆着的，向上看，没有头，轻则自寻烦恼，重则精神上沉沦。自从1979年我用上了抽水马桶，之后，我就老提醒自己，还有更多的人在蹲公厕。”
他在《我的书房史》中还说：“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苦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写这篇文章时，萧乾已84岁了，他说：“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1999年2月，萧乾跑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圈，微笑着离去。
（《文汇报》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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