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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一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然而，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关于中共确认向忠发叛变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特科成员黄慕兰的回忆。黄慕兰从租界法语翻译曹柄生那里听说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立刻向上报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转移。康生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
然而，2003年，作家穆欣依据当年“中央特科”成员李强、陈养山等口头提供的回忆资料，撰文认为，中央特科是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从而确认其叛变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对此有更加权威、详细的表述：“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鲍文蔚领命入敌营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迅即进入特科视线。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而且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
据《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记载：“大约5月份，潘（汉年）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即淞沪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从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
当时，特科派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务必搞到被国民党枪杀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以确认其是否叛变。
一年后的认定
向忠发被确认为叛徒的时间，如以鲍文蔚所述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至少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由此不难理解，《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何以明确认定：“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就是鲍文蔚。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黄慕兰提供的情况，周恩来又已经知道向忠发带巡捕到其住所搜捕，中共为何在一年内都未能认定向忠发为叛徒呢？
除了中共未获得向忠发的供词，证据不足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即向忠发所了解的许多地下党机关地址和人员，在其被捕后并未受到破坏和逮捕，这更增加了判断向忠发是否确已叛变的难度。
笔者判断，向忠发之所以没有把他知道的许多重要机密出卖给国民党，究其原因或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隐瞒下来，或是想通过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或许这也恰巧成为蒋介石将向忠发迅速枪毙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向忠发本人绝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快就走到了人生终点。
（《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 姚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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