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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追随汪精卫的两位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突然潜赴香港，揭露了他的叛国行径。这便是抗战史上的“高陶事件”，又称“小西安事变”。近日，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出版了《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使事件的真相愈加清晰。
南京·“低调俱乐部”
在1939年前，高、陶两人并无交往。
两人惟一的交集，是同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那时，面对装备极为优良的日军，一部分人出现了悲观论调。在周佛海的南京寓所内，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南京沦陷后，“低调俱乐部”的部分成员聚于武汉，加入“艺文研究会”。
汪精卫是这个组织的灵魂。
在“艺文研究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任宣传总干事。
“高陶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抗战爆发后主张对日和谈，他前往香港，担任“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对日研究所的所长。
1938年6月23日，高宗武想建立奇功，私自前往日本，和日方高层密谈。
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在东京盘桓多日，高宗武一无所获，无奈返回香港。
上海·“渡边计划”
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加快了叛国的步伐。
在重庆，他召集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商讨对日“和平运动”。11月20日，高宗武作为汪精卫的代表之一，自香港秘密前往上海与日方谈判。日方制订了“渡边计划”，规划了汪精卫叛国的详细日程。
汪精卫按计行事。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帮人突然出走，绕道昆明，前往越南河内。陶希圣随行。
在河内，汪精卫用一封“艳电”，公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
5月8日，汪精卫抵达上海，住进日租界。此时，陶希圣正在香港，他收到汪精卫的信，上写“我需要你”。
1939年8月，陶希圣乘船前往上海。据陶希圣书信透露，他发现汪精卫已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主和”变成了“投降”，“想去救汪精卫”。
此时，高宗武一面暗自后悔，一面也有“救汪”之心。他给时在香港的陈公博发电报称，“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1939年11月，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开始正式谈判。日方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野心昭彰——借未来的汪伪政权为幌子，彻底霸占中国的领土。
高、陶两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陶希圣称病不去开会。高宗武则借机把“汪日密约”文件带回家，拍照留证。
香港·“汪日密约”
1939年12月，日汪谈判到了最后阶段，双方签字。高、陶两人借故，拒绝签字。
陶希圣装病在家，高宗武前去探视。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两人取得了默契：坐船离开上海。
他们的出逃，离不开一个人的幕后支持——上海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据说，杜月笙出手相助，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指示。
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1940年1月3日，两人摆脱特务的监视，用假名上船，奔赴香港。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汪精卫卖国之举，被彻底曝光。一时间，举国哗然。
高、陶两人曾联名致电汪精卫，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汪精卫未予回应。
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还都”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历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史无前例。”
高、陶两人弃暗投明，披露“汪日密约”，其最大功劳就是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不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周末》8.2 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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