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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生物学博士昆廷·阿特金森通过对全球504种语言的分析发现，非洲各地的方言含有较多的音素（在语言学上，最小的有意义的声音称为“音素”），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最少。阿特金森认为，语言的这一分布规律与人类遗传多样性的分布类似。人类遗传的多样性在非洲最高，这也是现代人类语言起源于非洲的有力证据。
针对阿特金森“人类语言为单一起源，不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年代越早，音素越多”的观点，中国海洋大学的王传超和复旦大学的李辉等人提出了与阿特金森不同的观点：在人类的语言分化之前如果存在一个“通天塔”的话，那也不应该在非洲，而最可能在亚洲，准确地说是在里海南岸。
他们的论据来自对全球95个语系的579种语言资料的分析，主要是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结果发现，欧亚大陆的语音要比非洲的语音复杂得多。
人类走出非洲后，不同人群迁徙到不同的地方，语言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因为一群人说一种语言时，人为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有不同的规定。其中语音包括元音、辅音和声调三要素，不同的语言在这三方面的差异也较大。辅音在所有语言中最少的只有7个，而最多的高加索山区的优必语甚至有多达180个辅音，不过优必语在1992年已经灭亡了。元音的多样性差异没有辅音大，一般从2到10多个。但是上海奉贤区金汇镇的“傣话”却有20个元音，是世界上元音最多的语言。另外，并非所有语言都有声调。声调主要出现在东亚、西非和北美。汉语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而声调最多的是中国广西和贵州的南部侗族语，可以达到15个声调。
按照王传超等人的分析，欧亚大陆语言的语音比较复杂，非洲略微简单，美洲与澳洲则更简单，语音最复杂的前几种语言都出现在中国。语音多样性的分布体现的并非现代人最初的起源过程，而更可能是发源于亚洲中南部的人类第二次大扩张。这次扩张可能发生于2万~4万年前，辐射到所有大陆，并且回流到了非洲。所以从语音分布情况看，语言的最近扩散中心应当是在里海南岸。
人类第一个“语言基因”是英国牛津大学威康信托人类遗传学中心的安东尼·摩纳哥和西蒙·费希尔研究小组发现的，这个与语言能力有关的基因就是“叉头框P2基因”（FOXP2）。
最早发现FOXP2基因的科学家费希尔认为，人类的语言问题非常复杂，并非只有一个FOXP2基因起作用，类似FOXP2这样与人类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可能还有10到1000个之多。例如，最新发现，有两个基因在语言的形成方面有重要作用，它们可以帮助人发育出较大的大脑，这对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必须的。这两个基因分别叫做“异常纺锤型小脑畸形症相关基因”和“微脑症基因”。据研究，这两种基因出现的年代都非常近，前者约6000年前出现，后者则出现于约3.7万年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基因也与人的语言类型有关。
人类语言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声调语言，另一类为非声调语言。声调语言是指发同一个语音时，高低不同的声调可表示不同的意思（语义）。非声调语言是指语音声调在高低不同时，只表示语气，而不会影响语义。总体而言，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语、苗语、羌语等属于声调语言。在非洲和美洲一些地方也分布着声调语言。而印欧语系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则多属于非声调语言。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丹·戴迪休和罗伯特·莱德对非声调语言地区的人和声调语言地区的人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前者更可能拥有上述两种新进化的大脑发育基因，而这两种基因未能充分进化的人则更擅长于掌握声调语言。
戴迪休和莱德是在分析了近1000种基因和26项语言特征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他们认为，两种新发现的语言基因对于大脑皮质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并不能由此得出“非音调语言比音调语言更适应进化需要”的结论。以中国为例，古老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拥有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哲学体系，而中文这种声调语言，与现代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非声调语言相比，则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1期 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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