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道德感太深，道德范围太窄，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一天天严肃，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这一僵硬，这一紧绷，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百年来，延续宋儒之紧绷，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这“重责大任”，“压迫”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于是，他们开始慷慨激昂，渐渐地，转成了愤懑乖戾。

    性情，是一切之根本。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百年来生灵之涂炭，关键原因，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他们始终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问题的根本，是因人坏，是因性情扭曲，并非制度多有不足。

    制度与法治，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昔日秦朝暴虐，但刘邦在建国之初，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刘邦凡事看得开，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厚、通、豁，于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没有读书人的酸腐，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气度，故而连秦朝的暴虐，都伤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偏狭的所谓儒者，最后多被踏杀。

    昔日子路问“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才是一切的根本。今日知识分子，因为“五四”包袱过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个好性情。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不必成天议论，不必忧心忡忡；只要他们脸上的躁、怒、愤、戾，经此一转，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厚、通、豁，那么，一个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人间随喜》薛仁明著 同心出版社201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