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留苏热潮。其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占了当时我国留苏群体的近70%，他们怀抱着“救国图强”的梦想，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奋斗历程，完成了党赋予的“朝圣取经”任务。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国内一些精英分子希望能走出国门到苏俄学习革命理论。

    1921年4月，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了第一批留苏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觉（罗亦农）、蒋光慈（原名蒋光赤）等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30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高校共为中国培养了约1400余名留学生，除了有300余人的国民党员外，大部分是中共党团员。

    20世纪20年代，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苏联国内物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批赴苏留学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据萧劲光回忆，中国留学生每人每天只供应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有时候面包里还混有绳子和木屑，白天要完成规定的课程，晚上则需要站岗放哨，睡觉时因为只有一条毯子，大家都要挤在一起。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由于怀有强烈的救国图强的梦想，留苏党员在苏联院校学习期间大都非常勤奋刻苦。刘伯承是1927年11月赴苏留学的，时年35岁的刘伯承为了学会俄语这个学习的必需工具，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每天在左手心写满了单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经常学到凌晨三四点钟。那时苏联的经济还很困难，食品都是配给的。刘伯承享受的是将军级别的待遇，于是他打起了军官证的主意。刘伯承找到了学校里的一个勤杂工，对他说：“你可以拿我的军官证去买东西，但你每天得教我一个小时口语。”正是有了这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半年后，他的俄语水平让老师为之震惊。其他一些党员也经常在寒冷刺骨的冬天挑灯夜战到深夜。伍修权曾这样回忆那时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而更有如钱瑛一样的女党员，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法让孩子早产，为的就是不影响在苏联的学习。

    学成毕业后，这批留苏党员有一部分留在苏联工作，如：韩铁生、朱家瑞、郑一俊等，除此以外，大多数留苏党员心系祖国，毕业后很快回国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在我党和我军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如瞿秋白、何叔衡、左权、秦邦宪等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党史纵览》2012年第12期 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