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考古是对历史的“倒带”。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这些被掩埋了成百上千年的文物，经考古人的手，得以重见天光，从时间的深处苏醒，提供穿越历史的“密码”。那些田野发掘的考古人，也因为一件件亲手撩起面纱、掸尽尘埃的文物而名垂青史；又在对文物背后故事的考据、推敲与想象中，完成生死对话、古今交流，从而获得一种奇妙的人生体验。
1978年2月28日晚，位于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静悄悄的。突然，一声急促的传唤声，打破了大院的宁静。传达室职工跑到谭维四的房前大声疾呼：“谭队长，快！快！襄阳文博馆的长途电话！”
原来，上一年9月，湖北随县驻军在辖区内擂鼓墩附近开山炸石时发现了神秘褐土，疑似古墓，但两次向当地文化部门反映，均被草率否决。“好险哪！最后几个炮眼，离墓椁盖板只有七八十公分了！”这么多年了，谭维四还是心有余悸。
很快，谭维四就和两位同事坐上了去随县的火车。
早春三月，春寒料峭，北风在擂鼓墩的旷野上呼啸。眼前这座古墓规模之大，为湖北之最。面对这座庞大古墓，谭维四从制定发掘方案起就做到小心翼翼，思虑周全。
为了减少围观群众对考古发掘的影响，谭维四只好改变作业时间，让队员们上半夜睡觉，夜深人静时再起来干。这样一来，他窗前的灯光便成了考古迷们关注的焦点，只要灯一亮，外面就有人喊：“队长起来了，要开干了，快去抢占山头！”
5月22日夜，给墓室抽水的水泵在寂静的夜里“突突突突”地运转着，水位徐徐下降。23日凌晨，东方地平线上慢慢出现了鱼肚白，水位已降到深60厘米处。有人转动聚光灯，扭开强光源，集中照向这3条“水中蛟龙”，人们睁大了眼，只听得一位小伙子突然嚷道：“编钟！青铜编钟！”
“羞答答”步出地宫的，正是曾侯乙编钟。共65件，皆为青铜铸刻，总重2.5吨，最大的重203公斤，最小的仅重2.4公斤。其体量之庞大、工艺之精美、气势之磅礴，旋即征服了全世界。
曾侯乙墓共出土了8种100多件乐器，怎么才能让这套“乐宫之王”在掩敛了2400多年的锋芒之后再发其声呢？谭维四一直在琢磨，编钟是中华民族的尊贵礼器，国家昌盛，必铸编钟，每逢盛事，必奏编钟，数千年前，已成国之定制。
经过检测，曾侯乙编钟音色极为优美，而且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音，全套编钟音域宽广，仅比现代的钢琴左右各少一个八度。他们又将已经脱落受损的构件进行修复，尤其是仔细估算了木质横梁的载重能力，确认不会有任何风险后，终于成功地把编钟重装起来。
1978年8月1日下午，一场史无前例的编钟音乐会在距离擂鼓墩不远的驻军礼堂上演。一曲《东方红》刚刚响起，全场便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古钟发出新声了！千古绝响复鸣了！”
站在后台的谭维四，谦逊地回绝着人们对他“为中国音乐界作出巨大贡献”的褒奖，倒是想起自己与音乐的另一段“奇缘”。
1949年，19岁的谭维四还是湖南大学音乐系的大一新生，刚入校不足一个月的他，心思却根本不在音乐上。
“我学音乐不合适。我从小就是个‘驼子’，还是近视眼，戴眼镜，算是个‘瞎子’，上舞台扮相不好看。后来进了音乐系，发现自己还是个‘聋子’，耳朵听音也不准。”那时候，常年战争，国家满目疮痍，谭维四一门心思转学理工科，解放后参加国家建设。
“可是，那年头，极少有人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人生。”7月的一天，筹备中的湖北省文联来湖南大学招人才。谭维四被挑中，告别音乐系，和几位同学一起来到武汉，并最终跨入考古界。
“说到底是我和考古有缘，说到底又是我和音乐尘缘未尽，编钟复鸣算是为自己早夭的音乐生涯作了一点弥补。”谈及这些境遇，谭维四感慨万千。
如今，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有四大镇馆之宝，其中越王勾践剑和曾侯乙编钟，便是由谭维四亲自主持发掘，这些文物以及整个湖北省博物馆都深深地打上了“谭维四”的烙印。谭维四也感念着曾侯乙、勾践，以及他发掘过的形形色色的古墓主人。因为他们，谭维四的考古人生才显得如此丰满和华丽。
（《光明日报》11.22 焦健）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