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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11月29日在全国公映。此片根据调查体小说《温故1942》改编，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灾荒，而当时中外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所报道的“一九四二”，则成为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新闻记录
昨天的新闻，今天已成为历史。让我们一同回溯当时中外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所报道的“一九四二”——
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白修德，1942年10月发表《十万火急大逃亡》，1943年3月刊载实地考察报道《等待收成》，晚年回忆录中称“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重庆《大公报》时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1943年2月1日发表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社长王芸生次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旋即《大公报》被勒令停刊3天，张高峰以“共党嫌疑”被逮捕；
河南南阳有“小公报”之誉的民营小报《前锋报》，以惊人胆识于1943年接连发表了10多篇灾区系列通讯和约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时评，涉及范围更广，报道时间更长，并在当年5月将该系列通讯汇集成册为《豫灾剪影》出版，社长李静之作序称出书目的是“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除此，几乎再无新闻记录。
与“一九四二”如此接近
宋致新，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她的母亲宋映雪今年100岁，对往日记忆最不模糊的当属“一九四二”。这段她亲身见证的历史，她反复说，说了不知多少遍。
宋致新的兄长赵致真为科普作家、武汉电视台原台长，如今流传国内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豫灾报道，均由他翻译成中文。
宋致新倾尽心力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于2005年出版，搜集了白修德、《大公报》、《前锋报》几乎所有相关文章。
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又名李蕤，即为通讯集《豫灾剪影》的记者“流萤”：他骑着一辆借来的旧自行车，从194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自洛阳沿陇海线东行，实地采访了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写出10多篇翔实通讯。
这家人是河南人。全世界恐怕再寻不着另一个家庭，与“一九四二”如此接近。
1943年2月初《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当局严密封锁新闻，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寻真相的决心。此前，他的报道是源于洛阳及郑州传教士的信件，并未目睹。1943年2月末，他与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涉险入灾区。
从洛阳东行至郑州，两周有余，“亲眼所见和经过考证的事实，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摘自《等待收成》）
实地考察的最后一周，白修德测算出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达300~500万人。
这篇报道，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拍发出去。按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审查后再发稿。据其晚年回忆录称，不知系统故障，还是洛阳某位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规定，新闻稿直接发至纽约刊载。
据《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长子张刃所称：“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发报员因‘泄露机密’被杀了。
新麦登场
宋致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
“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宋致新研究认为，1942年八九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紧急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轻。然而，随着冬季来临，灾民死亡率迅速上升。1942年12月，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有的县长谈到百姓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自杀时，痛哭失声，向省府大员跪地磕头请求免征。
1943年5月，新麦登场。
“河南灾民自救是他们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蒋介石政府在灾荒已进入倒计时状态的时候，终于开始下力气赈灾。”宋致新告诉记者，灾民在1942年逃生之前仍不忘土地，不忘播种春麦，幸得次年风调雨顺。
白修德在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灾区，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我算出的庞大死亡人数，而是当我们黄昏骑马前行时映入眼帘的一幕。两个人躺在地上哭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拥在一起，以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对方。我知道他们将会死去，但我看到了一种人间的爱。”
(《解放日报》11.27 林环 尹丽艳 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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