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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科研机构，也是目前台湾地区的最高学术机构。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话说，中科院与“中研院”同根同源。而在1949年之后，两个学术机构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前者体现了中国式的科研体制特色，而后者深受西方模式影响。近日，记者就两岸科技体制问题，专访了现任“中研院”院长翁启惠。
记者：在你眼中，“中研院”和中科院在管理上有什么差别？
翁启惠：我觉得中科院人数众多，非常庞大，并且在各省区分散着众多分院，从管理上来讲更具有挑战性。“中研院”的科研院所比较集中，人数较少，总共才8000人左右，而中科院人数则超过10万人。
记者：在科研方向上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翁启惠：在台湾，问题导向型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科研经费占到一半以上。为了科学而研究的自由型研究，其科研经费超过40%。
我的观察，内地也在这样做，但更偏向于问题导向型、计划型的研究，这可能会使科学家功利性较强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只有带着好奇的心理投入进去，才会有新的发现。
相比而言，内地做的科研项目都是规模宏大的问题，涉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台湾地区，选择的题目可以说是小而美，比较个人化。所以，台湾地区和内地的科研合作，有一定的互补性。
记者：你如何评价两岸科技合作的现状？
翁启惠：在科学的合作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应用领域，就必须要有一个规范。
我们比较重视合作规范的制定。比如说，我们针对肝病的研究，要解决一些华人肝病的问题，那么台湾和内地收集的检体就要一样，做临床试验的规范也要相同。其实，台湾和内地的合作，要走的方向就是与国际接轨。这样研发出来的成果，国外其他地区才能更好地接受。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48期 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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