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肯定没想过，如期发布的节假日安排会引发一波舆论“挞伐”,尤其是元旦后连续工作8天的安排。

    其实，新一年度的节假日安排，是延续了往年的惯例，并未有出格之举。

    据了解，中国现存的“挪双休日、拼小长假”的做法，源于1999年时的节假日改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出台了节假日新举措（即两个“黄金周”），以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介绍，在1999年以前，中国从不发布节假日安排通知，因为节假日是固定的，到日就休，因此，也根本就不存在“黄金周”和小长假的调休问题。

    与休假新举措一同产生的，还有国家假日办。这个办公机构，平日并不办公，只在黄金周时启动；在国家旅游局里，假日办还设立了长驻办公机构，即“假日处”。

    彼时之后，中国民众也熟悉了一个新词：法定节假日。蔡继明介绍，所谓法定，因为国务院每年发布放假安排通知的依据是《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应该说，法定休假保障了职工休假权利，但不可回避的是，休假新举措诞生伊始，争议就未曾停止过。交通“超负荷”、景区“超负荷”等问题让民众们“伤不起”。蔡继明也曾表态，“黄金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如此安排公众休假，违反了劳动者的生产、生活规律。但遗憾的是，彼时的争议未能触及休假新举措的根本。在国家层面，支持节假日调整的理论原则是“旅游经济论”，根据的是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民众依然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法定休假。

    “多年以来，正是这种‘黄金周’制度能拉动国民经济的观点，导致人们对于集中休假制度毫不怀疑。”蔡继明说：“只有动摇了这一根本，假日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他建议给劳动者更多的休假自主性。

    中山大学副教授赵过渡的观点与蔡继明一致。他说，国家对于节假日的安排，再也不能沿着老路，一成不变了，要跟社会的变化协调一致。

    赵过渡口中的“变化”，即“中国已从相对固态的社会过渡到流动性很大的社会”，因此，原来习以为常、一直延续的很多事情，现在要放在流动型社会的大环境下去考量。

    （《民主与法制时报》12.24 刘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