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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几年前，我得到一本由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编辑的书《你一定要读董桥》(文汇出版社出版)，从此开始关注收集并阅读董桥先生的文字。
拜读了不少董桥先生的作品选本，总的感觉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贵族的关于风花雪月的记忆、文物古董的收藏及鉴赏故事、文人交往及文化轶事的叙述，文字悠远而冲淡，韵致而精美，富贵而闲适，醇厚而高古。但同时不敢掩饰自己斗胆在私下的不满，感觉好像董先生是一个养尊处优、食不厌精、整天沉浸在古玩文化中的遗少，不食人间烟火、游离现实世界、无视民生和社会现实的精神贵族。
但这样的感觉在最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我将香港牛津版与内地广西师大版的董桥先生同名文集作了一次校阅对照，发现比如同名《记忆的注脚》中，内地版的书要比港版薄了不少，除了将其中的名家书画作品插图拿掉外，还删除了港版中的数篇文章。于是我从此懂得了董桥先生不仅是一位生活精致情趣高古的精神贵族，同时还是一位太值得敬重的关注世界民生、社会历史进步，并坚持自己价值观的深刻的思想者。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读原三联总经理、《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撰写的回忆著作《任时光匆匆流去》中的一篇文章《罪孽之一》。文中讲到，他过去一直为自己在内地改革开放后首先引进房龙作品，特别是风行一时发行量达到几十万册的《宽容》一书有功于世而自豪。知道此书新译本近来又比较畅销，就专门去书店买了两种新译本《宽容》，想对照旧时译本看看孰优孰劣，谁知一对照竟在一处惊呆，虽然起先感觉那译笔不过袭用自己的老版，却竟比自己的老版本多出一个段落数百个字的内容，大惊之余心里明白，那正是被自己删掉的文字。
删掉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还是照抄为好吧：
俄国大革命爆发了。
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俄国的革命者大声疾呼，说自己是贫穷的、遭受迫害的人，根本没有自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当时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严格检查，但在1918年，形势颠倒过来了。革命者当了权。又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吗？这些胜利的、热爱自由的革命者，是不是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呢？根本没有！他们查封了一切对现在的新主人的行为不做正面报道的报纸和杂志。他们把大批可怜的编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阿尔汉革尔斯克。毫不过分地说，他们比被称为“白衣小神父”的那位沙皇手下遭到唾骂的大臣和警察们，要不宽容一百倍。
那一段正是沈老当年删掉并在过去一直以为“把关”有功的文字。他甚至还对当时同样畅销的第一版《情爱论》大动手脚，并为仍然畅销而得意。他回忆到删节遭到反击的是出版《第三次浪潮》。一位教授强烈抗议该书中译本的删节，并向上面反映，理由很正当：这样一来，美化了原作者。作者原来对马克思主义是颇为不敬的，你细心地一一删去不敬的话，于是这位作者就被你打扮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不完全是弄虚作假吗？他记得，当时上面有的人还颇为支持这位教授的见解。
这样的理由和观点现在看来是很正确和深刻的。你把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打成马克思主义者，大约对马克思也是很不敬的，当然对那些知识分子就更是歪曲了。
文章最后说，编书五十余年，经常自己称道和被人称道的种种“功绩”，这类胆大妄为的删节，现在反思起来大概要忏悔的地方更多。他要对现在这位译者先生肃然起敬，因为他恢复了那些原有的文字，帮助自己减轻了自己的罪孽之一的恶果。
同样，我在最近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几本董桥同名文集中，如《清白家风》和《橄榄香》等，对照香港牛津原版，不仅在版式设计和装帧风格上几乎一模一样，而且我对照文本，发现内容也完全没有删节。这样，读者就会读到一个完整的董桥了。因此，我想到这是一种进步，不仅是出版社的进步，而且应该更是社会历史的进步。
（《文汇读书周报》12．14 祝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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